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第13/21页）

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

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

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2页。​

这一客观记述其历史的要求是17世纪40年代庄廷鑨编纂明史的主要动机。然而，这部私修的《明史纪略》因使用明朝正朔和直呼清朝先帝之名而过多地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结果，1663年，编者与出版者共有70人被杀，其家属被发配东北为奴。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81—282页。​

这次特科考试是1678年2月宣布的，此时“三藩之乱”已经爆发，康熙帝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其举行是在1679年4月，应试者共有152人，中举者50人。其中80％（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这或许是唯一公正的考试。《南疆绎史》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明朝忠臣子孙的这次成功是上天报偿为明朝殉难者的一种方式。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41页；凯斯勒：《康熙》，第15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97页；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8、329页，及其《康熙时期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资助》；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1680年，黄宗羲致书于刚刚被任命为明史馆监修的大学士徐元文，要求为他的儿子在史馆中谋一职位。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4页。​

实际上，1679年的特科考试恰好是在招揽下一代学者的时候举行的，因而为编修《明史》提供了一批史学家。这些参与编修《明史》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初几乎都只有10岁或15岁。斯特鲁弗：《康熙时期的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性资助》，第16—17页。​

编修《明史》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心灰意冷的清初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以公开的和分析的方式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机会。“《明史》的编修决定性地结束了汉族士绅阶级中重要分子的顽固态度，并恢复了他们对清廷作出的尊重其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许诺的信任。”凯斯勒：《康熙》，第166页；又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41、153—154页，及其《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