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第29/39页）

这样，在明朝统治的最后30年里，尽管安徽桐城的乡绅免除了一些农民的债务，而且尽力采取救济措施，但是这个富庶地区的乡绅仍然在滥用特权。“以前对地方公益的关心似乎已经消失在狭隘的一己和家族的利益之中了。加之他们对普通百姓日益傲慢的态度，这就足以导致各乡绅家庭及亲属间的相互疏离，并在他们和社会其他人之间形成危险的对抗”。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7—68页。​

丁伯格：《贤人与社会》，第132—134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8—181页。​

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1页。沈定平（音译）相信，晚明时期的阶级冲突在像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国家官僚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危机感；他也断言，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在租佃关系方面的逐渐变迁，使得地租按照更加有利于种田人的方式得到调整（即变成定额租）。根据沈的看法，如果这种社会危机由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起义而得到了加强的话，这种进步是不可改变的。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66页。​

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5—176页。​

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237—239、1632—163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43页。​

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8页。​

1638年1000枚纯铜钱值9两银子；1640年它们只值银5两；1646年兑换率上升到17两银子换1000铜钱。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0页。​

原棉的正常价格是每担棉值银3两到4两。在这个时期原棉价格降到每担只卖0.5到0.6两银子。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19页。​

洪武时期（1368—1399）稻米的平均价格是一担值银0.46唡。永历时期，价格开始下降，在1460年到1490年之间降到每担0.44两。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的对朝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米价稳步上升，达到每担白银0.927两。到30年代，米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平均每担米为1.159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9—165页。据统计，从湖广到江南船运稻米的价格是它原价的两倍。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第482页。​

转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3页；又见埃尔文：《均衡技巧》，第169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90—191页，及其《嘉定忠君》，第202—203页。​

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1页。顾大任在广东任按察使，后来退休回到苏州。他的传记描写了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形：“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1644年顾大任曾经两次想自杀，每次都被其仆人劝阻了。两年后他得了中风，开始吐血，死前大呼：“皇帝，臣来也。”气绝而亡。钱咏：《履园丛话》，第121—122页。上海被叫做“小苏州”，因为它是过往商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而且也因为它的庞大人口。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6页。​

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那个春天白米卖到了每担5两银子。一些官员建议当地的乡绅开设粥铺，但是许多人在来此之前就死在了路边。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14页；科尔森生动地描述了其他社会类似的情况，在那些地方，农民或是由于缺乏工具与知识，或是种惯了能换钱的作物，已经不能再从事基本农作物的种植了。科尔森：《丰年与荒年》，第11页。​

艾维四：《陈子龙》，第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