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崇祯朝廷（第6/13页）

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另一方面，在南京应试期间，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无论结婚与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两次备考之间短暂的悠闲轻松的气氛。剧作家孔尚任抓住了考生生活这一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桃花扇》陈贞惠的一段唱词中写道：

贡院秦淮近，

赛青衿，剩金零粉。

剧中描写的夜生活，有观剧、宴乐和郊游。在这些场合，松江或苏州学者常可遇到淮安或徐州等地的友人。陈子龙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了著名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

万寿祺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祖、父皆官至御史。当其父万崇德先后在云南、京城任职，后又奉命提督辽饷之时，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家中受到几位私塾先生的良好教育。据说，他15岁（14周岁）便能诵20余万言，五年后，即1621年，入庠为诸生。不久，其父托疾去位，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其实，这是万崇德在魏忠贤日益专权的形势下，有意率家人离开朝廷。然而山东也不安全。1622年，山东西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1623年，万寿祺避难江苏淮安，与密友黄家瑞共舍。万寿祺遵从父命，拜著名学者、浙江王紫芝为师，精研经史，同时在诗、画方面亦名声日盛。1628年，万寿祺以恩贡应廷试，遂为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所知，又与张溥等少年名士会饮于天坛。在1630年南京乡试前，陈子龙对万寿祺之大名或许早有所闻，而这次乡试则可能为他们提供了直接见面的机会。

陈子龙及其复社同仁，在1630年的乡试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松江生员只有彭宾和陈子龙中举。但30名应试的复社成员全部中举了——因为魏忠贤同党已经失宠，考官偏向复社。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苏州暴动的领袖杨廷枢，其次是执意要拜张溥为师的太仓青年吴伟业，及张溥本人。为庆贺胜利，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与同榜中举的万寿祺一起，于秦淮舟中设宴会饮。应邀前往者还有张溥、沈寿民、黄宗羲、彭宾，和其他一些乐于同这群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前途无量的举人们交往的文人学士。未来似乎真的要属于他们了。

第二年，即1631年，北京举行会试，举人们纷纷北上。张溥借此机会，又一路为复社招兵买马。朝中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场“小东林”运动正在形成。会试发榜，中进士者共347人，其中62人——近1/5——为复社成员。张溥的弟子吴伟业，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其后又在周延儒任主考之殿试中获第二名。复社的成功过于触目了，以至一些本应中举的复社举人，例如陈子龙，竟因周延儒害怕其政敌告诘他偏袒复社，而名落孙山。

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要在翰林院占据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对大臣进行评议。此事之后果不难预见。崇祯皇帝一旦充分认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就会更加坚信自己对党争的疑虑完全正确。在前朝，品评人物是东林党人干预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东林”显然也想采取同样策略。因此，在崇祯皇帝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对内阁大臣任免权的控制。

崇祯皇帝自入承大统始，便十分注意大学士的任用。登基后，他又创造了会推之法，规定凡阁臣因革职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举其候选之人。当时，他最宠幸的大臣是温体仁和周延儒。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选人名单中，竟无周延儒，列于首位的却是钱谦益。这显然是多数大臣协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