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最初内涵与实践(第5/6页)

[37]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不能通过武力战胜资本主义,核时代以战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无异于自杀,保障苏联安全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因此,苏联不再追求军事优势,而是争取“低水平的战略平衡”,“足够的防御”,“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对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来越低的战略均势来保证的,从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38]戈尔巴乔夫的安全理论放弃了苏联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有积极的意义,其实际内容是苏联放弃了东欧这一势力范围,以换取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和对峙。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下,苏联单方面退却,是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当苏联从传统控制区撤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去填补真空时,苏联将怎么办?这是不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戈尔巴乔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面对的主要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俄罗斯。

第二,在关于时代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提出和平共处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核时代“全人类生存的条件”。他提出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指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资本主义不仅由于上次战争的教训,而且由于害怕自己在已成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面前被削弱,不愿意使内部矛盾发展到极限。内部矛盾已经转化为相互间的技术竞赛,利用新殖民主义来‘缓和一下’。世界发生了某种新的‘和平’的重新划分——是根据列宁揭示的那种规划,即按‘资本’来划分,谁更富有,谁在此时更强大,谁就拥有更多的份额。在一些国家,借口‘苏联的威胁’,把资金转给军界工业界集团,以此来‘消除’经济中的紧张状况。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也有助于调解矛盾、平衡利益”。资本主义可以在不进行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许多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是在军费最低的条件下发生的。[39]

戈尔巴乔夫承认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能取代资本主义,而只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使苏联人民在持久和平和自由的条件下劳动”,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绝对遵循的政治方针”。“党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主要方向,依然是为反对核危险和军备竞赛、为争取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而斗争”。“如果说到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安全只能是相互的,而如果以整个国际关系而论,安全只能是普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仅仅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苏共二十七大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变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提出了“加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将苏联的战略目标变为谋求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有利于国内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40]

第三,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承认世界是一个整体。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新的对外政策构想的出发点是:尽管组成现实世界的各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然而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依附的,它是一个固定的整体。戈尔巴乔夫从世界是由多种类型的国家构成的这一角度出发,承认世界是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和充满矛盾的,戈尔巴乔夫强调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强调利益均衡。戈尔巴乔夫指出:“谁也不能抹煞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的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还看到一个主要的趋势——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同样明显的现实,是出现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对于文明社会的命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说的是对自然界的保护,是环境、空间和海洋的危急状态,是我们星球并非无限的传统资源。这里说的是原有的和新发现的可怕的疾病,是人类共同焦虑的问题,即如何消灭地球上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必须建立有效的、以平等为原则的国际秩序和机制,以保证合理利用地球资源这些全人类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