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独户住宅：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加大（第6/6页）

第四，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也有居住在公共住宅的。但同样是公共住宅，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也有着“质”的不同。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37号住宅居住着11个芬兰人：维尔塔宁一家（2人）、列赫基宁（1人）、佩尔托拉一家（4人）、贝利休（1人）、托柯伊（1人）、许尔斯葵木尔杰一家（2人）。维尔塔宁是芬兰语广播电台的责任编辑，列赫基宁是一家报纸的编辑部主任，佩尔托拉是这家报纸的主编，托柯伊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职员。^{[101]1933年，在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61号住宅里共居住着10个人。他们是列宁格勒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机要处处长А.Р.斯特罗明和妻子、弟弟、两个孩子、家庭女仆、斯特罗明的近亲А.А.比留科夫。还有3个与斯特罗明在职业上有密切关系的单身汉：А.И.特罗伊茨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分局的局长助理，В.С.叶夫多基莫夫是那个分局的办事员，П.К.雅科夫列夫是军人。这套公共住宅的所有住户是那么“情投意合”，他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红色街44号楼5号住宅搬到26/28号楼的，也是在同一天——1935年9月19日一同去莫斯科的。[102]基洛夫的邻居Р.Т.马齐耶夫斯基是“红色维博尔热茨”工厂的钳工，他和妻子Е.А.帕夫洛夫斯卡娅-马齐耶夫斯卡娅都是反对派成员。1934年，帕夫洛夫斯卡娅的亲戚、原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反对派领导人П.А.扎卢茨基和1934年前由于参加反对派被流放的Я.拉比诺维奇，他们邀请马齐耶夫斯基一家居住到自己的住宅里。[103]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公共住宅与普通百姓有着“质”的不同：首先，领导干部的住宅非常宽敞，他们是真正自愿而非强迫性质的与人共居。大多是一些共性的特征，如相同的工作性质、相同的政治信仰等将住户联系在一起，绝不是和素不相识、毫不相关的人共同居住。其次，公共住宅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不是普遍的、主流的居住形式，而1920～1930年代的城市居民则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里。}

综上所述，如果说在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就已表现出住房条件的特殊化，那么到1920～1930年代，尤其是1930年代，这种特殊化已经比较严重了，官民之间的住房差距越来越大，可谓泾渭分明。然而，这种差距还不是最大的。当我们走出设施齐备的宽敞楼阁，来到领导干部豪华奢侈的世外桃源——别墅时，我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横亘在官民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