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第一百零九条好汉（第5/7页）

墨子觉得这种解释很没道理，穷追不舍道：“如果我问你‘人为什么盖房子’（何故为室），合理的回答是‘为了能遮风挡雨’之类的，可要照你方才的说法，我问你‘何故为室’，你回答‘室以为室’，这不是跟没回答一样吗？”

所以，孟子这里说“彻者，彻也”还真让人搞不大明白。

——他老人家倒不是没可能说些废话，但是，说这么低级的废话恐怕不大可能。可这“彻”的问题到底怎么解释，也许当时不是问题，可后来就成了问题了，惹得大家众说纷纭的。

我们取一家之言好了。孟子解释夏、商、周三代的税制，大意是：“周人的‘彻’，是在对不同情况的通盘计算之后贯彻十分之一的税率；商朝的‘助’，是借助的意思，因为需要借助人民的劳力来耕种公有土地。古代有一位贤人叫龙子，他曾经说过：‘最好的税制是助，最不好的是贡。’‘贡’是夏朝的税制，在比较好几年的收成之后算出一个定数，以后不论丰年还是荒年，都按这个定数来收税。”

孟子接着说：“为什么说‘贡’这种税制不合理呢，因为丰收的年景粮食多，就算多收一点儿也不算过分，而荒年却不同了，人民群众哪里承受得起！”

滕文公小脸一红，赶紧给自己辩解两句：“您别全怪我，我们滕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历史遗留问题。”

孟子把眼一翻，“任何问题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我给你讲讲咱们的历史。”

孟老师讲起了田制、税制，又牵扯到井田制的问题。

井田制到底真的存在过吗？前两本书里都谈及过这个问题。孟子这里引用的《诗经》“雨水啊，雨水，先落到公田，然后再落到我的私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两句诗可一直被人当做支持井田制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

这两句诗出自《小雅·大田》，也是一首农民诗，全诗描绘的情景我总感觉和《旧约·路德记》很像，《旧约》有很详细的古史记载，不少地方都很有参考价值。这事咱们再听听郭沫若怎么说，嗯，不看他那个可能“不是好文章”的《十批判书》了，看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说，在出土的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上看不出有和井田制相关的记载，而“雨水啊，雨水，先落到公田，然后再落到我的私田”这类证据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等等。还要注意，当时的“公”和“私”和后来的意思不一样，侯外庐就说，“公”是指大氏族所有者，“私”是指小宗长所有者，所以，所谓私田并不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自由民的私有土地。那么，公田……

——咱们先别忙下结论。郭沫若后来在《青铜时代》里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认为规整划分的公田是存在过的，虽然不像孟子形容的那样（我们马上就要见到孟子具体描绘的井田），在周朝初年，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一同在公田耕作，场面宏大，像是大规模的集体公社。

具体考证就不讲了，单这已经够烦人了。井田这东西或许有，或许没有，或许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被一代代有心的后人勾勒成了一幅具体而微的社会蓝图。

井田与否暂且不论，孟子说的税制到底可靠吗？

嗯，这也很难求证啊，就姑妄听之好了。十分之一的税收确实不高，后世的农业税既有低到三十分之一的，也有高到百分之六七十的。低了是皇恩浩荡，高了你也没辙，再有，即便是低，如我在“梁惠王篇”里说的，受益的是不是农民，这还不一定呢。

农民问题谈完了，孟子该循序渐进了。

孟子接着说：“等人民群众的生活大体有个着落了，那就该着手办教育了。”

滕文公小脸笑开了花：“您这话我爱听。办教育，当然要办教育，不但要办，还要大办！特办！——这可是个赚钱的买卖，对了，我不但要办教育，还要办医疗，出不了两年，我他娘的就能赶上比尔·盖茨了！哇哈哈哈——”

“嗯——”孟子大惊，“你这一贯温文尔雅的人，怎么说起脏话来了？！”

滕文公这才意识到说走了嘴，脸一红，赶紧解释：“您别介意，我刚才是太激动了，有点儿得意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