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第一百零九条好汉（第3/7页）

滕文公越发不解：“这和万恶的法国政府有什么关系？”

孟子说：“法国政府大搞苛政，让普通老百姓没法活，冉阿让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最后被逼得去偷。就算是偷，也不过是偷一些食物罢了，值不了几个钱，可政府别看在如何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方面不闻不问，在打击冉阿让这类违法犯罪分子上却很有力度。这难道不是圈套吗，难道不是陷害吗？”（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嗯，”滕文公点了点头，“这么一看，还当真如此。”

孟子问：“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君，你想想，你对冉阿让事件有什么办法？”

滕文公答得很爽快：“这还不好办？我觉得应该把水泊梁山搬到法国去，给冉阿让坐第一百零九把金交椅。对了，还得给他起个绰号，嗯，这家伙力气很大，我看就叫他哥斯拉冉阿让！”

孟子冷笑：“倒真是个好办法。可是，如果这位冉阿让是在你们滕国呢？”

滕文公脸色一变：“哎呀，这可难了！”

孟子继续冷笑：“这回你可明白了吧？”

滕文公说：“不错，想我滕国截长补短不过五十里方圆，人家水泊梁山却号称‘八百里水泊’，这要是真搬过来，地图上就没有滕国了。”

孟子气结，又喘了半晌，接着说：“哪有仁爱的君主却做出陷害百姓之事呢？所以，贤明之主一定会认真办事、节省开销，有礼貌地对待臣下，最重要的是：收税不能胡来，要有一定之规。”（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孟子接着引用了一位著名前辈的名言。

这名言已经成了一个著名成语，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而且讲的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真理，至少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经验型的归纳。这就是“为富不仁”。

就这句本身来说，“为富不仁”只是前半句，它还有后半句，叫做“为仁不富”。

如此掷地有声的名言到底是谁说的呢？

这个人，叫做阳虎。

阳虎在《论语》里写做阳货，这可是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反派。

阳虎是春秋时代的鲁国人，和孔子同在一个时代，又同在一个国家，这两人之间有过不少纠葛。阳虎在鲁国曾经气焰熏天、炙手可热，可要问此公到底是何身份，却低微得很，不过是季氏的管家而已。

我们知道，孔孟都主张维护礼制，所以最恨的就是礼崩乐坏，而礼崩乐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陪臣执国命”，也就是说，国政不掌握在国君的手里，而是大权旁落，完全由个别大贵族掌握了。鲁国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国政分别被“三桓”控制。

所谓“三桓”，简单说就是三巨头，季氏就是其中最有势力的一家，我在“梁惠王篇”里说过季氏在自己家里搞军乐队奏国歌，孔子大怒，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这个季氏。而阳虎本来只是季氏的管家，连贵族都算不上，他却凭借能力和机遇控制了权柄。你别看季氏控制着鲁国，而阳虎却控制着季氏，也就是说，阳虎是可以通过季氏来控制鲁国的国政的。

所以，孟子这里能引用阳虎的话，很是耐人寻味的。

一般人引用名言，都会挑那些光辉人物的话，比如什么爱因斯坦说如何如何，牛顿说如何如何，富兰克林说如何如何，可谁会说林彪说如何如何？

古代的孟子专家们就没少琢磨过这个问题。赵歧认为，因人废言的做法是愚蠢的，所以呢，阳虎虽然不是个好东西，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八个字却当真是句至理名言，孟子引用过来，正显示出圣人的胸襟。

朱熹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阳虎当时这么说，是担心仁德不利于敛财；孟子引他的话，是担心敛财不利于仁德。君子和小人处处都是相反的。”

朱熹的声音比赵歧响亮，因为他的解释后来成了很长时间里科举考试的标准。但朱熹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实在流毒深远，搞得这世界好像非黑即白，非君子即小人，具体在这里就是非仁即富，反正都是对立的。圣人的本意却未必如此，这得通篇体会才行，孟子要真的反对发财致富，在“梁惠王篇”里跟齐宣王的那么多对话难道都是瞎说的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