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这一次，是真的走到岔路口了（第5/18页）

发达国家对印度的态度是“有钱的捧个钱场”，不发达国家也得“没钱的捧个人场”，别人不说，我们在1962年中印战争之前没少给印度帮忙，印度人不知好歹发动中印战争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巴基斯坦支持我们，其他穷国都在给印度捧场。教训了印度一顿之后，我们还是把军队撤回到了战前的位置，可谓仁至义尽。

既然没有外部威胁，印度作为一个实行多党制的民主国家，自然会把改善民生放在首位。这时候美国为了对抗苏联的“输出革命”政策，针锋相对地搞了一个“绿色革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通过让发展中国家购买美国的化肥、农药、优良品种、农业机械、灌溉设施等等，改善本国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消除穷国爆发革命的土壤。

印度当然不会错过这种好事，20世纪50年代，印度就靠美国贷款购买美国化肥、美国农药，搞起了“绿色革命”。一直到今天，印度仍然是美国化肥农药的最大海外客户之一，也是除美国之外，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产地。

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靠美国的化肥农药把粮食亩产从1950年的35公斤左右提高到了近50公斤，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们这时候正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连毛泽东都在吃红薯，还要忍着胃酸公开说好吃，此消彼长之下印度人便趁机挑起了中印战争。

如果按照中国人几千年总结下来的历史经验来判断，1962年的中印战争不管输赢，我们都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那个时代我们腹背受敌，全世界都在帮印度说话，北约华约两大集团直接送来了军火，第三世界全体打酱油，这说明冷战双方正在对我们进行最后的战略合围。

但是很显然，我们没死，还把这个局走活了，一直走到今天这般光景。这其中的道理即便到了今天也还是有一大票人不能理解。不知道有多少知识精英一直纠结在1960年前后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之类的口水之中。

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反正我们走过来了，天也没塌下来，而且路越走越宽，就像上一章里说到中国这几年的高速增长同样让很多人没法理解一样。我不得不说，中国几千年来积累出的治国谋略，生存智慧很多都已经过时了，要不然中国近代也不会混那么惨。

大炮和黄油是工业化的一体两面

中国、印度几千年都是农业社会，并没有形成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思考方式。拿着农业时代的逻辑去理解工业化时代，制定生存发展的战略，必然是南辕北辙，搞不好就会作茧自缚，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反面教材。

1962年印度看明白自己占了天时。在中国和美苏闹僵之后，印度已经成了美苏的座上客，如果能从中国身上刷出一场胜利来，自己就可以当第三世界的领袖了。当了领袖自然有当领袖的好处，将来代表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讨价还价，中间免不了可以捞不少油水，这就是封建社会包税人地主的典型想法。

天时是敌人的，地利也不在我们这边，打个比方，我们的藏南地区相当于印度家门口的一堵墙。虽然是高原，不过印度的公路直通山下，印军有多少人就可以上多少人，重炮可以直接拉上战场。印军派了一个军来爬墙头，后面调动的二三线部队更是多达十几万。我们隔着一个青藏高原，交通极为不便，旧中国，直到建国之初，中央政府派个官员去拉萨通常都是绕道印度。这样的交通条件换了一般国家只能得到一条结论：后勤无法支持作战，然后也就罢兵议和了。至少在抗日战争时期，西藏地方政府拒绝重庆国民政府订购的武器过境，国民政府就一点脾气没有，只有求美国人空运。

解放军虽然忠勇能战，但也只能就地拢拢凑了1万边防部队，重武器只有少量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1万多边防军和敌方1个军辖十几个旅，五六万人的兵力对比在这摆着，地图上那点居高临下优势完全不值一提，更不要说印度后面还有多少部队可以随时增援。仗打到最后一个多月，我们才又调来一个师的援兵，只带来了几门榴弹炮和少量汽车。这并不是我们反应不够迅速，而是需要边行军边修路，实在是已经到了我们后勤能力的极限了。从战后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出双方后勤补给能力的差距，我军打这一仗总共消耗了2万发炮弹和70万发枪弹，缴获的炮弹倒有8万发，枪弹400多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