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上）（第19/28页）

洛阳县长郭仙舫——力竭被俘。

嵩县县长苗维藩——字屏山，济源县人，河南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山西绛县县长，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岁。

偃师县长席拂尘——与匪力战阵亡。

宜阳县长贾建勋——系回教徒；于韩城督率团队，与匪力战阵亡。三十七年五月，总统府明令褒扬。

孟津县长张赞化、郭担宇（继任）——张力战阵亡；郭力竭被执。

第十一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李群峨——许昌县人，黄埔四期毕业，曾任少将旅长，与匪力战，壮烈阵亡，死年四十二岁。

渑池县长王克基——信阳县人，早年留学比国鲁文大学，曾任河南省民政厅秘书、陕西泾阳县长，死年四十四岁；董吉甫继任，先后与匪力战，均阵亡。

洛甯县长詹简、黄海容（继任）——先后与匪力战，均阵亡。（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总统府明令褒扬黄海容）

灵宝县长狄昌伦——力竭被执，不屈死。

卢氏县长杨古峰——与匪力战阵亡。

新安县长郭质——力战负伤被执，不屈死。

第十二行政区：

睢县县长段承恩——字荫桐，睢县人，河南区政训练所毕业，曾任省政府秘书，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二岁。

兰封县长董瑞麟——力竭被俘，不屈死。

由此可以推知与匪搏斗而尽职死事的壮烈惨酷和众多，为历代所无，其为国殇，为烈士，精神永远不死。更可看出我河南地方团队，对匪之戡乱作战，可说发挥了最大的效用，虽因死守而牺牲惨重，但匪方之死伤亦数倍于我，以战略价值而论，则非仅双方实力相互对消而已，共匪受我地方团队之牵制，在三十七年以前，终不能渡江而南，或作打通秦岭隘道入侵陕西、川北之行动，是为我地方团队之伟大贡献。

（本文摘自《刘茂恩回忆录》）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董文琦^[4]

东北失败实可分为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外来因素固为主因，但人谋不臧之内在因素，亦应负大部责任：

第一，在军事方面，应主动时处处陷于被动：东北剿共初期，国军势如破竹，一举而克复四平街与长春，声势浩大。此后固因周恩来联合民盟，压迫马歇尔促成停战，国军遂未能一鼓作气，一举而下哈尔滨，但当时国军控制地区面积广大，人烟稠密，资源丰富，如能在收复地区加强组训地方团队，畀以清剿地方散匪，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则国军即可集中整训加强战力，不仅可阻敌来犯，也可乘机北上，追亡逐北。惜在休战期间未能如此做去，反将精锐部队分散戍守于光复之县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谓「守者千里，攻者一点」，遂予共军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之局面。且国军各将领或贪骛外事，或专尚宣传，或追求享受，或兼营商业，其尤恶劣者，则吃空额之风十分盛行，军队不能核实发饷，弊窦丛生，当时东北国军号称五十万，实则不足三十万。在此情形下，国军锐气一挫，即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第二，在政治方面，应争取时间时着着落后：在重庆时，日本于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委员长曾召见原东北三省主席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等三人，指示他们迅速筹组省政府，準备回东北接收。当日本投降，苏俄军队进入东北时，东北顿成无政府状态，此时如能遵照委员长指示，迅将三位省主席送至东北各省会，并授以临机制宜之全权，暂行维持东北局面及地方治安，则伪满二十万军队，将为我抢先收编利用，而不致为共党所用。惜中央发表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后，他不察东北局势发展情况，先将东北原来三省改为九省，复将原三省主席改为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另选九省主席。新主席派定后，又一再讨论如何组织省政府，大好时光，一误再误。我当时为东北水利特派员，亦奉命参与会议，深感每次会议所讨论的多为行政琐事，很少针对东北局势之演变，筹商因应的措施。至十月中，始将各省市首长，先后送至长春。是时，苏军早已全面控制东北，并协助中共张学思由热河窜入辽南，吕正操由华北窜入辽西，复又将林彪自延安接至哈尔滨，收编伪满军政干部。熊式辉到长春后，曾要求苏军司令协助我方建立地方政权，接收省市行政机构，苏方当即答允协助。如果当时各省市首长，能利用苏军的协助，分别至各省市接收，当仍可与中共一争胜负，惜亦未能如此去做。至苏军撤退后，中央各部会及地方党政人员，始大量涌进瀋阳，等待随军接收，其中复又昧于地方情况或官僚习气太重，甚至一工厂甲机关去接收，乙机关又去贴条，互相争夺，致政治败坏，民心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