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变生肘腋 引狼入室（第11/18页）

三十六年攻取延安，三十七年即抽调我们三个军。本来，延安克复后到三十六年底追剿朱、毛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三十七年再部署一个彻底清剿的计划，计划将部队都调到陜北部署，分别监视毛匪、朱德、贺龙等人的部队，同时加上机动部队，当时我们部署了六个师，一切準备妥当，国防部却忽然来命令抽调三个有力的整编军开往豫东黄泛区围剿陈毅，接到此命令时我认为极不妥当，第一，陜北剿共只差一步，此时抽调三军，陜北剿共计划将立即功败垂成，毛泽东立即可以死灰复燃，那么关中危险西安也将难保。第二，陜北到豫东有二千多里，铁路已为共党破坏，势非徒步行军不可，这一段路徒步行军，最快也要三十天才能抵达归德以南地区，那么陈毅也绝不可能在那裏坐以待毙。刘斐说在黄泛区东、南、北三面已经把陈毅合围，只剩下西面一个性口，等待我们派三个军去围剿。当时区寿年兵团、黄伯韬军团、张轸兵团、杜聿明兵团都部署在豫东归德以南地区，但这个地区北到黄河，东到津浦路，南到湖北河南交界，西到平汉路，如此一个辽阔的地区能封锁吗？如何封锁法？处处置兵，把兵力分散，则到处都是空隙，所以我认为这个计划不实际，完全是纸上谈兵，即使我们从陜北派兵去赶上他了，我们也变成强弩之末，一支部队跑上三十天还能作战吗？敌人在那裏以逸待劳，那怕不把我们击败。我接到这个命令后便和胡先生商量，準备不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列举陜北部队不能抽调的理由，但我们的签呈上去，第二天马上来命令，势必抽调。第二次申诉理由，说明等待陜北剿匪告一段落后，再全部调去。我们前后驳回三次国防部的命令，这种事也只有胡先生敢这么做，而且也只有我当参谋长敢这么做，因为胡先生和我忠贞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主席所了解的，只要对国家有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中央的计划对国家对作战不利，我们都要申诉，所以中央的命令我们顶回去三次。

当时国防部的会报天天都在讨论这件事，刘斐的计划他以为好像是诸葛亮的八阵图，可以把陈毅、刘伯承等的部队一举消灭，他天天鼓其如簧之舌刺激主席，要我们调兵，最后主席才打电话叫我们到南京去，连续几天的激辩和折冲，终于还是无可奈何地把董钊的主力从陜北往东调去。共党在陜北的势力立即死灰复燃！以后西北的局势便告一落千丈，自此国共间的均势形态即刻转为劣势，这是剿匪史上的一个大关键。

（四）调回董钊挽救局部危局

以后彭德怀的部队便乘着防务的空虚，引兵南下，当瓦子街之战失败后，我立即秘密调回董钊的三个军，正好董钊回到渭河平原时和彭德怀遭遇上了，匪军大败而逃。调兵豫东，完全是刘斐有意替毛泽东解围，以造成消灭我们部队的机会。当时我们抽调这三个军回来没报告中央，蒋主席也很英明，此后一直没问起这三个军的下落。其间，刘斐问过二、三次，他说：「那三军到那裏去了？」「不晓得！」「你为什么不晓得？」我说：「出了潼关就不归我指挥了，我怎么晓得？已经归国防部指挥了！我找不到！」我说：「你找不到关我什么事！」这三个整编师约有三万多近四万人。

我命令董钊不准和任何人联络。我了解刘斐在这时一定还有很多挑拨离间的话，但主席一直没追问这三个军。假如当时我不调回这三个军然后打胜了这一仗，那么大陆的沦陷还要早一年半，不必到三十八年，在三十七年上半年我们就瓦解了。

当董钊东调和瓦子街战败，胡先生和我受处分后，那时胡先生很消极，我告诉他：「你不能消极，你一个人身繫西北安危，主席对你如此的栽培和期待，我们不能辜负主席的诚意，今日西北不可以无你。但我们要把西安稳定后再去受刑，我们光荣地杀头，不要打了败仗去杀头，我们把战局扭转过来后再去杀头！」胡先生很有魄力，他说：「你不能走，你说今天西北不可以无我，实际上今日西北不可以无你，你一定要继续负责任。」这时我的立场最苦，我受的「革职查办押解南京受军法审判」的处分，但还要无职位名义地拼命。他说：「我们为国家，为领袖，我们不必有名义。」我因此一直留在那裏。有一次我打电话向主席请罪，愿自动到南京来受审，但他叫我不要去，这证明主席也是出于不得已，他对我们很爱护和了解，才叫我继续负责。这事整个错误是刘斐造成的，虽然我私自调回三个军而勉强挽救了一时的颓局，但对大势已去的全盘局面已经挽救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