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抚躬自问 痛定思痛（第4/19页）

三、陆宣公（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粗陈当时六事之失，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陆失败情形，颇多吻合之处，誌其要点如后：

1.措置乖方：谓胜敌必先练兵，练兵有攻讨之兵，有镇守之兵，不可混为一谈，混为一谈，则乖其用。我曾主张将剿共部队分为三种：（一）进剿部队；（二）防守部队；（三）清剿部队。三种部队之编制装备训练，因需要不同而异，亦即此意。但因隔于种种阻力，卒未果行。此亦可作为我自己德薄能鲜之一证。

2.课责亏度：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姦妄宠荣，而忠实摈抑。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也。这一段话和张灵甫的上主席书^{[3]，很有相似之处。}

3.财匮于兵众：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故兵多是财政破产的根源。半以事边，尚且如此，何况十之七八的收入是军费呢？

4.力分于将多：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尫，众散为弱，夫乃逗挠离析，兆乎战阵之前。欲令齐肃，其何得乎？

5.怨生于不均：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矫佞行而廪赐厚，绩艺劣而衣食优，苟未忘怀，孰能无愠？不为戎首，则已可嘉，而欲使其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虽有韩白孙吴之将，臣知其必不能焉。

6.机失于遥制：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遂令分阃责成之战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难则不可也。

总之，大陆失败是由于主义不行，以致千疮并溃、百病齐发的结果。以上所言都不过是列举其大端而已，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都不免有所偏失。我们应当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过在当政者负的责任更大罢了。

东北沦陷我要负一大部份责任

陈 诚

日本侵华，是由东北开始的。起初日人的希望，以能夺取东北为已足。假使当时我们认为东北可以不要，则八年抗战也许不致发生。那么反过来说，八年抗战之所以发生，也就是因为我们不甘心放弃东北。

但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之后，如果胜利的果实，不包括光复东北在内，则千百万军民的死伤，难以数计的财产损失，都将成为无谓的牺牲，而所谓神圣的抗战，也不过只是一场悲剧的演出罢了。

然而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我们东北的主权，竟遭受到盟国无理的出卖，这真是梦想不到的事。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日，美总统罗斯福、英首相邱吉尔，与苏俄总理斯大林会议于克里米半岛之雅尔达。会中除讨论联合国及德国失败后欧洲土地划分事宜外，以要求苏俄对日作战为主题，而签订了一项出卖中国东北的协定，其文为：

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事结束后两月或三月内，苏俄应加入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如下：

一、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保持。

二、俄国前于一九〇四年被日本偷袭侵害之权利应予恢复。即：

（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附属各岛应归还苏俄。

（二）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俄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妥保，并恢复旅顺租予苏俄为海军根据地。

（三）通达大连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设之公司共同管理。并经谅解，苏俄之优越权利应予保障，中国保留在东北主权之完整。

三、千岛群岛应割于苏俄。

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及上述之港口及铁路，应得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依据斯大林元帅之建议，美总统将採取步骤以获得此项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