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铁（第23/30页）

西边没有重新兴兵来维护罗马文明的劫后残余。入侵者对罗马的文明钦崇备至，破坏起来却又毫不手软。事实上也不可能重建军队，因为作为养兵基础的定期公平的税收已经荡然无存；实际上到帝国晚期时，税收已经变得非常不公平。蛮族的国王也试图推行税赋制度，但收上来的税不足以养活士兵，让他们受纪律的约束；无论如何，征服者对纪律都非常不以为然，他们还保留了条顿人的思想，认为带武器的武士可以为所欲为，彼此之间一律平等。哥特人、伦巴底人和勃艮第人原来是农耕民族，是被大草原的骑马民族赶过莱茵河的，他们期望得到土地后能继续务农为生。在意大利，他们驻扎的土地的1／3分给他们个人，这个办法借鉴了旧帝国的制度，但对土地的主人来说简直是明抢，因为旧制度只是规定地主把1／3的土地供驻扎的士兵使用而已。在勃艮第和南部法兰西，分给战士个人的土地更是占原地主所有土地的2／3。于是，这些不受欢迎的士兵在四散各处的农庄安顿下来，耕地种田，轻易地抛弃了使他们攻无不克的军人素质，却又不向政府定期缴纳劳动剩余，使政府有财力建立起维持和平的文明军队。“蛮族王国结合了罗马帝国特有的恶政”——主要是没收小农的土地来扩大富人庄园的腐败行为——“和野蛮的行为……在旧有的压榨之上又加上了野蛮部落的成员以及效仿他们行为的（幸存下来的）罗马人无法无天的暴行。”

回首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人类学习建立文明生活的过程中，罗马的主要贡献就是它创立了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这一制度。当然，罗马开始在意大利攻城略地，后来又把战火烧向迦太基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么崇高的意念；罗马的军队从公民民兵转变为远征军是战场的需要所致，不是有意识的决定。它采纳招募常备军的制度，给帝国各地的公民和非公民提供“人尽其才的职业生涯”，不过是形势所迫；奥古斯都进行的改革也仅仅是把现存的状况合理化而已。然而，似乎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罗马军队的演变恰好推动了罗马文明本身的进步。古罗马与古希腊不同，它文明的基础不是哲理性的思想和艺术创造力，而是法律和实际的成就。强制推行它的法律，不懈地扩大它非凡的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并不需要很多脑力思考，只需要充沛的精力和道德纪律。这些品质正是军队所长，而且在建造公共工程的劳动中，军队经常是骨干。因此，当边界上的军事危机加上内部经济和行政方面的缺失削弱了军队的力量时，帝国的力量便随之减弱，军队的崩溃也意味着西罗马帝国本身的崩溃。

在西罗马帝国之后建立起的那些王国懵然不知它们摧毁了的制度是多么宝贵，也没有意识到要重建那个制度是多么困难。不过，道德权威在罗马后的欧洲并未失去依托；它转移到了基督教会身上。由于496年法兰克人的皈依，基督教会最后以其罗马的形式，而非聂斯脱利派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而在基督教会中，罗马帝国即使不是在实质上，起码在概念上得到了延续。然而，没有剑，主教就无法推行基督教的教义；虽然保护他们的王公手中有剑，但那些王公用剑来彼此争斗，而不是建立并维持由基督教主宰的和平。从6世纪晚期到7世纪，西欧天下大乱，继罗马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各王国的王室之间争斗不止。到8世纪初，第一批卡洛林人在莱茵河两岸法兰克人的土地上称雄后，乱象才有所缓解。卡洛林人走到前台是内部斗争的结果，但也可以视为对新出现的威胁的反应；新的威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从西班牙挺进法兰西南部，还有东部边界上弗里斯兰人、萨克森人和巴伐利亚人那些异教徒的骚扰。732年，法兰克人宫相查理·马特在普瓦捷大败穆斯林军，把他们彻底赶到了比利牛斯山的另一边；他的孙子查理曼大帝南征北战，巩固了远至日耳曼的易北河和多瑙河上游的边界，把伦巴底人的意大利王国，包括罗马在内，并入了一个新的帝国。800年圣诞日那天，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正式宣告帝国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