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1:对作战的限制(第6/7页)
应当指出,在同文同教的农耕人民之间,大规模战争很少发生。另一方面,在地球温带地区,耕地和非耕地之间的界线经常是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长长的壁垒。有罗马人在苏格兰高地脚下修建的安东尼长城;有罗马时期在德意志修建的把耕地和森林隔开的筑有堡垒的边界线;有保护土地肥沃的马格里布不受撒哈拉匪徒袭击的非洲工事(fossatum Africae);有罗马人沿约旦河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的源头修建的“叙利亚”要塞——该要塞由碉堡和军用公路组成,是耕地和沙漠之间的界线;有俄国人为抵御从大草原来的匪徒而修建的从里海到阿尔泰山,长达2000英里的“碉堡线”(cherta);有在克罗地亚把萨瓦河与德拉瓦河流经的平原与南面土耳其人控制的山区隔开的哈布斯堡军事边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长城,建造它是为了阻止草原的游牧民族染指长江和黄河地区引水灌溉的农田。它的规模如此宏大,历朝历代不断增修,至今考古学家仍未了解它的全貌。
这些壁垒森严的边界显示出肥沃耕地上的富有者和土壤太贫瘠、气候太寒冷或太干旱,因而无法垦殖的土地上的匮乏者之间的根本性紧张关系。然而,不能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就错误地以为重大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抢夺财产。人类打仗的动机要复杂得多。以耕作为生的同一民族的人也互相作战,有时还非常凶狠;来自肥沃区以外荒原的物资匮乏的民族也许只是为了理念而战,比如,虽然追随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大肆抢掠,但驱使他们四处征战的不是卑下的物欲,而是扩张伊斯兰世界的雄心。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位最伟大的征服者已经稳坐了希腊各城邦统治者的宝座,但他仍继续征战不休。他洗劫了波斯帝国似乎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高兴。蒙古人征服的地盘比亚历山大还要广阔,但他们攻陷了国家后根本没有能力巩固胜利成果:亚历山大逝世300年后,他的6位将军继承者的后裔仍统治着中亚的大夏,而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人建立的政权却没有一个维持到一个世纪以上;鞑靼人帖木儿号称是蒙古人的后裔,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的后裔,他似乎对他夺取的富饶土地丝毫不加珍惜,而是如同刀耕火种的农夫,把土地大肆蹂躏一番后随即扔在身后。
这里指出匮乏者经常对他们夺来的东西不善加利用,但这并非否定战争通常是单向的——从贫瘠的土地向富庶的土地发起,很少有反向的情况。这不仅是因为匮乏的土地不值得争夺,也是因为在那里作战十分困难,有时完全不可能。沙漠、草原、森林、山区这些威廉·麦克尼尔所谓“缺粮区”的穷人彼此之间打起仗来毫不留情,自从有了关于有组织作战的记录以来,这些骁勇善战的人就一直待价而沽,富国也对其趋之若鹜。如胡萨尔轻骑兵(hussar)、枪骑兵(uhlan)、猎兵(jger)这类具有异国风情的团名在一些欧洲国家军队中骄傲地保留至今,在阅兵式上仍然穿戴着像熊皮帽、饰有盘花纽扣的上装、格子花呢短裙和狮皮围裙这些野蛮人的服饰。然而,正是因为穷人贫穷,所以他们的战争在范围和烈度上都相当有限。他们只有在闯入富庶的地区后,才有可能积聚足够的粮食给养以进一步向纵深挺进,最终征服整个地区。所以农耕社会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强边界防御,把来犯之敌挡在外面,不让他们肆虐。
因此,“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战争产生影响的深层原因极其复杂。作战的人不能不受限制地为所欲为,尽管作战本身就突破了常规和世故的审慎对人的行为的正常限制。战争总是有限的,这不是人的选择,而是由大自然所决定的。李尔王在怒骂敌人时,可以威胁说:“我要做出一些使全世界惊怖的事情来,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做”。然而,其他身陷困境的君主发现,这个世界上让人惊怖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得成的。财力可能不够,天气可能变坏,季节会更替,朋友和同盟的意志可能减弱,人性本身可能无法接受争斗带来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