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第6/6页）

假使我在海外几十年研究历史还有一点用处的话，则从大处看去以上情形已属不可逆转（Irreversible），虽说短小的挫折仍是可能。这也就是说在不松懈警觉性的前提之下我们应当相信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业已成功。过去我们觉得中国现代史里的一团污糟，今日看来，则有其长期合理性。张学良将军和孙立人将军虽半生冤屈，到底能看到这种局面，今日恢复名誉，仍未为非福。

我也是中央军校（十六期一总队）毕业，也算是留美学生（陆军参谋大学1947年级），所以敢于说知道此中情节。历史之展开，其发展之程序多时出我们意料之外。我们不能觉得应当如是，即将这应该的程序写成历史，而只能实事求是。而且今日局势大白，我们更应当放宽历史的视界，才能如林肯在美国内战结束时所云：“对所有人表示慈爱，不对任何人怀抱怨毒。”孙案还有很多地方待调查解决，这文字虽以历史家的立场写出，孙将军仍是笔者的“老长官”。在孙案以不同角度牵入的江云锦和陈良熏，也是我年轻时的朋友。名义上被判死刑的郭廷亮虽无一面之缘，其年岁环境和笔者也相去不远。只要命运的安排稍有出入，我也可能和此中任何人更换位置，彼此接受对方的经历。况且几年来为孙案奔走的潘德辉和舒适存将军也与我迭予照注，海天相隔，我只希望他们都被认为在大时代动乱中曾衷心对国事有真切的贡献，而且历史的展开也确是如此，只有今日我们将眼光看宽，才能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虽有侧面、正面，积极、消极的区别，其总结果则汇集于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之中，解决了中国几百年的一个大问题。

这篇文章里因为叙述之所至，写了一些对前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约瑟夫—史迪威上将不利的文句，只是以上的字语，早已刊刻成书，发行十万，至今还在图书馆里，也无可隐饰。我也仍能记起史将军看到雷多的中国公墓，管事人不用心，每个墓碑上都写着“无名英雄之墓”，因此震怒，指令将死者姓名部队番号查出。他看不起中国官僚制度的作风，却不是看不起中国人。他没有对外宣扬，却在日记里悄悄写出中国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因为即使是一个穷困不堪的农民仍能抬头乐观。即使为史迪威事件抱不平的白修德，当日一气，曾写下很多对蒋中正先生不利的文字，后来也曾对Newsweek的记者讲，他低度估计了蒋的困难。笔者曾于1979年写了一封信给他，说他叙述中国只注重高层机构，没有看穿下层组织，并且要他看过即可以“归档于字纸篓里”，也就是将信掷弃。不料一年半之后仍接到他的一封回信，可见得有了历史的纵深，我们即对亲身切眼的事情可能有与前不同的看法。本文将一切归结于大历史。

1988年9月1日《历史》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