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第4/6页）

这时候一个理想的解决方式则是低层机构（infrastructure）已先有一番改革，于是人员与物资的征集公平合理，补充既裕如，则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各部队都能造成一个可以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的局面，因之也无须注重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区别，黄埔与非黄埔的区别，甚至西点与弗吉尼亚的区别。

蒋介石为什么不采取这种步骤？一个与之相似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蒋介石不改革农村，争取群众？

三十年之前提出此种问题还讲得通。今日有人再提出此种问题，则可以谓之为蒙昧无知。最简单的说来，中国土地问题与财政税收问题自明太祖以来未曾经过全面检讨彻底翻修，已五百多年于兹。上面所说第三帝国本来就应该改组，症结在此。今人如果再提出以上问题，倒不如说：“为什么蒋介石不做毛泽东？”我们也可以说纵是蒋愿做此事，则中国还要另外寻觅一个蒋介石，去对付当前的大敌获得国际的支援。中共的土地改革，大半靠中原鼎沸乾坤颠倒的情形之下执行之。同时毛泽东利用国民党之高层机构使他的工作和外界完全隔绝。中共迄至1949年也不组织自己的高层机构，所有军队的战斗序列全靠无线电联络，除了油印报纸之外，连城市文化也不要，只如此尚要鼓动村民造反，牺牲了三百万到五百万人命〔根据法国武官纪业马将军（Brig. Gen. Jacques Guillermaz）等估计〕，才算进入了农村，完成了所谓改革。所以即使没有思想上的冲突，从技术上讲，制造一种高层机构与翻转低层机构已只能各立阵营，分道扬镳。这种情形也可以引起我们想到中国内战无可避免。（中共去年发表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死伤二千一百万以上，内中共军“战指员”伤亡六十万，“敌后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六百万，其他则未分析，详《年表》页一七八。）

蒋介石最被职业军人指责的，一为抗战初期将国军精锐牺牲于淞沪地区，在战略上无所收获；一为他喜欢遥制部队，有时候直接指挥，下及师与团的配备。很多将领对他随从参谋皮宗敢少将的声音应当非常熟悉，在重庆时皮常以长途电话传达蒋委员长的命令至各部队之阵地的部署。这两点也最为史迪威将军所指摘，第一次缅甸战役，蒋派他为总指挥，又直接指挥杜聿明和罗卓英。1944年的湘桂战役，也是蒋直接指挥的。

史说他在湖南“甩掉了三十万人”，而他自己需要一万补充兵去取代缅甸战场之死伤，虽力竭声嘶还达不到目的，这是他最不能忍耐的地方。（史迪威很少提到中国官吏之腐化，公开提及国民政府之贪污者为国务院官员及与蒋委员长相处甚得之魏德迈。）（又以上史的指摘见《史迪威文件》页三三二）

如果我们纯粹的站在军事科学的立场，只能干脆地说史迪威对，蒋介石不对。可是现在我既提及大历史，也就是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看历史，则只能先摆开一个古老的帝国，五百年缺乏改革，一朝倾覆，要从断瓦碎楹间找材料重建规模的艰苦场面。这时候我们还要责备当事人行事是否符合科学原则未免太苛。既考究他对人命与物力之投入是否考虑周详，也应当不离开上述大历史的一种场面。这也就是说军事无法脱离政治。

今日时过境迁，我们可以简概地说出，1937年中国之对日抗战不仅物质条件欠缺，而且组织的能力也不够。县以下既是无数村落间的小单位，除了几个通商口岸之外，县以上应有的现代机构一般也都不存在。民间既如是，军队与官衙的行动与运转必受其影响。所以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派黄郛和何应钦与日本交涉，总是提倡忍辱负重。战事一开，他又将一切谨慎，掷诸化外，而以士气人心代替组织与效率。其不惜牺牲，有如将原来储备下士官的教导总队一体投入战场，事前向他们训话，嘱他们个个必死（而教导总队的死事也极惨烈）。此时他可能过度受日本教育之影响，也可能估计错误，但是他的目的，将一个局部的战争（日本人的着眼）拖成一个全面的抗战，使无人可以规避，并且终拖成一个国际战事的目的却已达到，中国也赖此得到最后胜利。凡此都不是军事教科书之所叙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