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皇帝找不到更合适的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于深渊。现在危机已如此之严重,不论皇位的继承问题如何解决,文官集团失去的平衡已经难于恢复。
只有少数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辅申时行,才了解到不同的环境可以为万历的性格和行为带来多大的差别。﹝51﹞他从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张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目的。当初他对于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之间互相馈赠礼物。他对于各种典礼也颇为注重,早朝的官员缺席过多,他会提出质问；掌礼官的动作有欠娴雅,他会表示不快。﹝52﹞其后他的懒名一著,臣僚们就谁也记不起他当初的励精图治：命令大学士把各朝实录抄送给他阅览,经常和内阁学士讨论历史上治乱兴亡之迹,﹝53﹞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亲临观看官兵的射箭比赛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几个人因为溽暑而晕倒。﹝54﹞但目前既已如此,过去的一切就统统不在话下了。
他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现在要回到本书一开头所说的,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注释
﹝1﹞以下叙述的万历与群臣的嫌隙,有关的通史或者专著都曾作过论述。例如孟森著《明代史》第五章《万历之荒怠》,钱穆著《国史大纲》则以为制度之不良甚于个人之过失,并引用顾炎武的意见,指出明末道德不振,见册2页501―502。其实,长期的道德沦亡,即已标志社会形态和其组织制度的脱节。参见《明代名人传·朱翊钧》。
﹝2﹞关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当时万历指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以田土4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四万顷为400万亩,接近全国耕地面积的1％,为数十万人耕食之资,如为一人占据,则确属骇人听闻。
对于这些田地,如果按照传统的封建主义方式的控制,则福王必当封茅裂土,层层分割,由各级亲信掌握管理,例如日本的中世纪,大地主的各个庄园即由武士管理。因为以私人而占有大量耕地及农民,必须有私人的武装和法庭,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权力通常也为自上而下的各个世代所继承。
然而福王并未具有这样的力量。一个明显的证明是,当李自成起义,福王并没有能够组织他的武力作有效的抵抗,而是一筹莫展,束手被擒。
因此,对研究者来说,不能只看到一些明文的记载,而应该透过资料,彻底考查事实的真相。
万历指令以4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而为2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因为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纵未尽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从未作公开而详尽的交代。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银3659两。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请参阅《神宗实录》页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
﹝3﹞《神宗实录》页4212、4216、4219、4225―4233、4236―4243。
﹝4﹞《神宗实录》页4274、4319。
﹝5﹞《神宗实录》页4419―4420。
﹝6﹞《神宗实录》页4440―4441。
﹝7﹞《神宗实录》页4451―4454、4457―4458、4461―4463。《明史》卷218页2526所摘述大致正确。申时行自己的解释,详《赐闲堂集》卷40页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