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第10/14页）

1518年秋天,正德皇帝要求大学士草拟敕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再次到北方边区巡视。﹝40﹞对这项命令,四位大学士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泪流满面,说是宁可任凭皇上赐死,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情。正德对大学士的抗议置之不理,一切仍然按照原来的安排进行。在征途中,他又降下敕旨,封自己为镇国公,岁支俸米五千石。五个月之后,他又再次加封自己为太师。至此,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级的文官,位居大学士之上。﹝41﹞

第二次的御驾亲征,由于鞑靼始终避免接触,虽然大肆搜索仍然找不到敌人的踪影,只能无功而返,在1519年春天回到京城。这九个月之中,廷臣的抗议先是数以十计,然后是数以百计。廷臣剀切地陈奏,京城无主,随时可能发生变乱。两位大学士提出质问说,陛下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而自我降级为公爵,如果追封三代,岂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样地降级？首辅的抗议更为直率,他质问说,所谓威武大将军朱寿究竟是何人？如果并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依法当处死刑。﹝42﹞

对这些谏劝与抗议,正德依然不加理睬。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拘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远,以致再也无法调和。他喜欢和臣下混在一起饮酒玩乐。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在他的巡视途中,他和臣僚上下不分,以致巡抚在设宴时,他的席位竟没有筷子。事情发觉以后,臣僚们惶恐不已,他却认为不过是个笑话。有多少次他扔下饰有皇帝标志的专车专舆不坐,而去和别人挤在一部民用大车上。在他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满是泥水,就下令臣僚们免予磕头。但是他的好心肠并没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为没有机会在泥水中挣扎以表示对皇室的忠诚,就在事后写了一封奏折,引用孔子孟子的教训和皇帝辩论孝道。这篇奏折立即传开,执笔者舒芬乃得以名扬史册。﹝43﹞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将的才略,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因为他没有让文官参与他的亲征队伍,而武官又不会记录战况。可以确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战役中曾经亲临前线。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临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从者瑟缩委顿,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44﹞这些应该认为是难得的长处,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弁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鹧鸪、獬豸等等标志、无数的礼仪磕头和“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所以,当正德在1519年又准备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到南方各省巡视的时候,文官们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体监察官员联名诤谏劝阻。皇帝照例置不作答,他们就列队跪在午门外要求答复。这件事还没有了结,其他官员已经跟着递上了奏本,名为谏阻,实则颇有论辩并含有集体示威的味道。皇帝大为震怒,在江彬的建议之下,所有跪劝不去的146个官员每人受到廷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被打死或事后伤发而死。大学士全部引咎辞职,则为皇帝温旨慰留。﹝45﹞

发生了这些纠葛,南巡的筹备工作拖延了好几个月,到秋间才得以成行。这次旅行与巡视北方不同,并无军事上的意义而专为游乐。江南的秀丽风光使正德乐而忘返。然而乐极生悲,在一次捕鱼活动中,皇帝所自驾的轻舟倾覆,虽然获救,但已使圣躬不豫。﹝46﹞1520年年底他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病死。由于他没有子嗣,于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议,决定迎接今上万历的祖父入继大统,是为嘉靖皇帝。

正德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显出了他比臣僚确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来在于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