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开辟现代大学之路（第4/6页）

“家是我痛苦的深渊”

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做证婚人。可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谷遗弃原配，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把大门一关，就是不让他出去。原来，蒋梦麟为继娶陶曾谷而与原配离异，在江冬秀看来，蒋梦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适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

蒋陶联姻最大的压力还不在蒋梦麟与原配离异，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尽管蒋梦麟使君有妇，但陶曾谷的处境令他同情，长期的照顾和相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两人互生爱意，坠入爱河。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1958年，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在台湾因病去世。陶曾谷卧床时，陶曾谷的一位表亲常去照应病人。陶女士曾经对她说：“孟邻（蒋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由于陶女士临终前的嘱咐，使蒋梦麟的续弦问题，变成了那位太太无时或忘的“责任”。

因夫人去世后，蒋梦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亲的安排。据报道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后，就开始为蒋梦麟提亲说媒，但都没有使他动心。直到1960年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中，通过这个媒人介绍，他认识了徐贤乐，情形就不一样了。

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蒋梦麟对于徐贤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而在一开始时，徐贤乐觉得蒋梦麟年纪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蒋梦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达自己意思：他觉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双全，一切都太理想了。蒋梦麟在写给徐女士的第一封情书里面就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认识三四个月之后，蒋梦麟对徐贤乐已难舍难分了，有次为了一点事闹了个小别扭，两人数日不见，蒋梦麟就寝食难安，于是用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绉纹水色纸，以中小楷写了一首艳词相赠。两情不可不谓绸缪，因此不久就互相论及婚嫁。

这事在他们亲友中有“赞成”与“反对”两派，而在北大同学会的师友中，几乎都是不赞成，就连胡适也持反对意见。当时胡适在因病住院，还在调养身体之际，提笔给好友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絮絮叨叨，说徐贤乐爱财，她向你要20万，你虽给了8万，也最好悬崖勒马。又以50年的友谊和蒋与陶证婚人的身份对其进行劝说，要他与陈诚（当时陈诚也是持反对意见者）郑重地谈一谈。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书中说，陈诚曾告诉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胡适将信交给蒋梦麟时，蒋梦麟直接问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胡适说反对，蒋梦麟直接告诉他：“那我就不看了。”遂将胡适的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后蒋梦麟秘书拾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并得以保存。

蒋梦麟不顾各方反对，坚持要与徐贤乐再婚。他在7月间给陈诚写了一封长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结婚不可”的理由外，还极力为徐贤乐辩护。

因反对的人多势众，蒋梦麟不便举行公开婚礼，而改采家庭式秘密婚礼，于是在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举行。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婚礼极为简单，由端木恺律师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礼就算完成了。时年蒋梦麟75岁，而徐贤乐也已54岁了。由于婚礼仓促，以至于很多人来不及准备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