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给我的影响（第5/9页）

以归纳法为研究基础

本来李约瑟治学，以归纳重于分析。他从中国亲眼看到很多使用科技之文物，以他的好奇心与科学眼光，觉得处处都有真理在，于是到处留心，随时记录，积腋成裘，又根据古籍的说明及图解再度结合，才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础。举一个例：K-1的一堆书籍之上，有一架玩具风车，乃农户将舂出之米以手摇风力，分解糠壳及白米之工具的模型，长不逾三英寸。我自己在内地看到此类风车又何止百数十具，但是未曾考究当中科学原理，然则仔细想来：米重糠轻固为常理，但是谷米由风车顶层从上向下坠之速度，又必配合到风力吹去之速度，不疾不徐，才能使糠壳飞扬于左，白米下坠于车下之承接器。再推究之：则由手摇动之轴心辐射装置成之吹风板，也与风速有关。凡板叶之大小及叶数之多寡，皆足以影响风力。车顶装米之漏斗漏隙之大小又决定米之下坠率。这样看来处处都有机械原理，也处处都有数学，更是处处都赖协调。

为什么中国人只能从实用的场合上着手，不从原理的基础上着眼？显然的他们已经体会到计算的重要，为什么不倒转回去，从数学而物理而机械学造成系统？李博士问及社会与经济对科技的刺激作用和迟滞作用，也已寓意于归纳。因为他不仅因风车而想及此问题，必因见及古籍内关于火药成分的记载而想及化学，见及虹桥而想到力学，见及针灸而想到神经学以及解剖等等，而他所说“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也已是归纳之后的结论，而非分析之前的假说。

恰巧我自己所著《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也已脱稿，正准备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筹备出版（不由李博士介绍，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全然无关）。内中也是归纳重于分析，我们在剑河沿岸对谈的时候，先已具有合作的基础。我当初深以彼此见解不同为虑，但是李约瑟一直对我说：“相差不远（close enough）。”

可是大海捞针，如何能找到现代科技产生于西欧而不产生于中国的原因？郑德坤博士的建议虽较实用，可是我们也无法把十个大发明家的详传整个读过，分析及他们每日黄昏午后的思潮，比较他们生活等级、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与动机。难道真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因洗澡而发现水浮力？牛顿因苹果掉在头上而体会到地心吸力？即纵如是，则一切出诸天命与聪明人物之偶尔意动，又何待于吾人孜孜以求地写科技史？我和李公见面后约两个月，每周走谈也进行了七八次，我就建议收束他档案箱内之线索，先对传统中国之社会经济形貌作一次综合之检讨。先从二十四史起始，而以二十四史中之“食货志”为线索。二十四史里具“食货志”的共十二史。内中“食”为食物，推广之则为农业；“货”为货币，推广之则为商业。农业与商业，亦寓有生产与分配之意。而且每一史也不仅记一朝代之事。如《隋书》之“食货志”，即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有一段概述而结束于隋之统一。如果将二十四史中的食货融会贯通，一定会对中国社会之特色得到最基本的了解。此后我的研究工作即以此为方针。

对中西社会问题的看法

经过长期将这些资料仔细阅读之后，即发现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当时国家与社会并无界限的区划）始终不脱离一个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亦即如《周礼》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先造成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的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自原始的井田制度至中期的“租、庸、调”，以至明朝的“里甲、均徭、驿传、民壮”均未脱离此特色。

我们不能说这种设计是好是坏。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这样的设计较之任何帝国之体系并无逊色。韦伯即曾称赞《周礼》之合理性（rational），只是这样的组织仅具外界之美感。它的对称与均衡切合于官僚主义以仪礼代行政，实质上政府对下端的控制虚浮，结构脆弱，而且极易产生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