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给我的影响（第3/9页）

这还不算，李约瑟也偶尔来K-1查考资料，我知道他手中总是挟有书籍文稿，既听得门上钥匙转动，不免跳离坐椅前往帮他开门。只是这样也犯禁忌。原来李公规矩：凡读书必集精聚神，不顾侧右。他自己既有另一钥匙，又何必我来协助？要是一见面即起身问好，家人无恙，国事如何，那又如何能在每一小时充分地利用到六十分钟？以后我从侧面观察：他和桂珍每日开始工作都很晚，不到九时半或十时不开工。一动手之后即再不放松。固然下午的茶点也很重要（我未被邀入，因为不属于他们的时间集团），但也不超过二十分钟，以后即工作至深夜。如果工作八小时，即有如机器开动持续八小时。

律己及治学皆甚严谨

再看李公检阅书籍中参考之处，更可以看到他律己至严。我们在军中操练重机关枪时，教官教我们右脚上前，左脚脚趾向左，右手手掌向外，拇指向下，左手食指打开枪梢，如此经过一段动作之分析，机关枪才能立即上手。李约瑟抽览案上书籍也保持类似的办法，手足耳目概有定处。所以他的效率至高。文中出处一查就着，两三分钟之内各卷册返回原位，他自己快步如飞，又利用书院中院长之特权践踏草地而去，俄顷已将出处用打字机打出。这样才能在做书院院长之余，尚能往各处演讲，并且著书立说。

在这期间李公平均每两年出书一巨册。他何以能如此？“不要问我，”李夫人Dorothy（她在1987年去世）说，“我也不知道他何以能如此。”李公则解说：“我不看侦探小说。”他以为看侦探小说是荒废时间之表现（至今我有机会，仍看侦探小说）。

其实李约瑟不仅以不看侦探小说而著述丰硕，他记忆力特强，又经过长久的训练。我在剑桥家里的电话号码只告诉他一次，连我自己都记不着，他已不待翻阅记录，信口而出丝毫无误。有一次他决定《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一卷之图版，就由他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印务经理Peter Burbidge两人坐对一堆照片商量，李公当场写说明。两小时后印务经理立即携回去付印，当中再无设计者、责任编辑等人之参与。而最值得提出的乃是如此走捷径亦无差误。

我至今仍无法仿效李公做事之精密集中。看书时可能打翻咖啡，刚一查出书中页次，转身又不知出处，看到文中提及约克，当场兴起，即可能花一小时寻索当年我自己经过约克时的照片去重温旧梦，动辄就忘失眼镜置放的位置。今日如此，当年初见李博士和鲁博士时无待分说，只是感到他们全神贯注，做事用高度效率之压力，甚至担任合作者两星期后，尚后悔当初不该轻率地承当此工作。

李公所收集资料之中所有书籍，有我早闻其名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此不足为奇，最有趣的是他的档案箱中未经发表的资料大部分都是私人函件，但是也有彼此对谈时的要点，而且此中有一二件写在餐馆的纸质餐巾上。可见得此公不耻下问，到处留神。大概当日汉学家和非汉学家都已询及，例如考古学家郑德坤主张找出十件重大的发明，一一考订当时社会经济之背景。翻译《汉书》之Homer Dubs则认为李约瑟之问题即已问错。“一个负问题不能产生一个正面的答案。”你既然说中国并未产生现代科技，如何能解释因故并未发生？他的想法使我想到我在上小学时，要老师证明他的无鬼论。老师即说：“既然无那又如何证明？”但是此档案箱中最生是非的，无过于魏复古（Karl Wittfogel）其人其事。

与魏复古间的是非

李公第一次看到魏著的一篇论文，确曾大加赞赏，他写信给李夫人，要她注意这是“宝贝的”（用中文写出有如precious）。以后他和魏曾见面通话，但是魏一再强调“东方之专制”，逐渐带宣传性质而脱离学术立场，引起李约瑟之反感，最后李写了一篇书评指斥魏著《东方之专制》否定事实。魏见过之后写信与李，央说意见不同，可以当面解释。李公回信称无解释之必要。想此来往文件仍存于档案箱。

我也要趁此申明：首先将亚洲诸国在经济史上混同搅在一起为马克思。他所标榜的名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这些国家之组织，始自大河流域，但是马克思只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辩说亚洲国家历史之发展与欧洲不同。他自己对这名词并无深度之发挥，况且他一提到土耳其、波斯（今之伊朗）和印度北部不容许私人拥有土地，即已和中国历来培植小自耕农的情形不同，也经马克思自己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