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爱新觉罗们（第5/8页）

雍正皇帝则没有继承父亲的好奇心，一方面，他要忙于镇压政敌，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他已完全被中国文化迷住了，他的视野中没有给那些千奇百怪的西方仪器留下空间。这个外来者的后裔比汉族人更热心更虔诚地推崇中原文化。有一次，他把欧洲传教士聚集到圆明园，试图用他雄辩的口才证明西方人的谬误，劝他们信仰儒学。他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不过他并不感到沮丧，因为他认为，顽固不化正是夷人素质低下的证明。

乾隆皇帝最为景仰的人是他的祖父康熙，他为人也比乃父雍正更从容大气一些。所以，他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感一点兴趣，不过，仅仅是一点而已。正是他，命传教士们在圆明园中设计了占地一百多亩的西洋楼。这群建筑保持了纯正的巴洛克风格，庭院中的松柏也是模拟欧洲几何图案修剪的，围墙和道路铺装以及石雕小品陈设等也都是西洋式。不过，和祖父不同的是，在他的头脑里，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完全沦为他眼中的“淫技奇巧”，成了开心取乐的“玩意儿”。他的头脑中已构筑起传统文化为支撑的完整宇宙，在他的世界观中，没有给西方思想以一寸立足之地。这位性格坦率开朗的皇帝从来不掩饰他对科学的嘲弄态度。传教士在他眼里和那些侏儒一样，他们的作用只是用“戏法”来松弛他紧张工作后的神经，来装点他统治下盛世的升平。

（四）

完成了前无古人的治绩，乾隆皇帝举目四望，历史上那些竞争对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已被他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已达到独孤求败的境界。一方面，他工作得有点累了，另一方面，在他的坐标系中找不到前进的目标了。

在他的视野里，在那时任何一个人的视野里，世界是封闭的、固定的，历史按一种循环往复的方式匀速周转。身处世界的中心——天朝上国，周围是拱月群星般的藩国。身后是悠久的历史，眼前则是一成不变的未来。在这种静态的世界观中，他已经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见惯了太多的千奇百怪，见过无数的大场面，导演过一幕幕雄壮的历史活剧，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引起他的兴趣，吊起他的胃口。

满洲人世代相传的进取心在他这一代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像汹涌的潮水一样，达到顶点之后，开始逐渐消退了。因为前面不再有什么可激起他们竞争欲望的东西。自命不凡的乾隆，现在全部身心沉浸在自我欣赏的快感当中了。

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乾隆皇帝的主要工作就是将自己和历代帝王比较，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确实是伟大得无与伦比。开始是比疆域，比人口，后来是比政治安定，比军事成就，再后来，这种比较到了一种极为庸俗的地步，他开始和历代帝王比年龄，比在位时间，比儿孙数目，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七十寿辰时，他自制《古稀说》，历数秦汉以下历代帝王中活到七十岁的只有六个人，其中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都不值一提，元世祖和明太祖虽武功甚盛，但“礼乐政刑，有未遑焉”，而他自己，“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都是别人所不能比的。“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得意之情，不能自掩。乾隆五十年周庆，他又和帝王们比起在位时间，作诗一首：“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汉武却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伦。”随着年代一年年增长，儿孙一日日增多，他对这种比较就更加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屡见于诗集之中，几乎成了一种心理疾病，难以克服。

乾隆皇帝所举的事实都不错。问题是这些事实使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他没有继续努力的空间了。他不断举行豪华的庆典、巡游，耗费了大量的财富，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散于下，则聚于上。正是这种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使他看不到由于经济扩张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事实上，由于经济发展，人口激增，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中国的社会结构弯曲变形，经济发展方式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和变革。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可惜乾隆看不到这一点，他的才智主要用在搜罗证据来证明自我的伟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