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爱新觉罗们（第4/8页）

上天对这个天之骄子格外垂青，形势和才干的结合，使得前无古人的治绩在乾隆手下出现了。

在中国历史上，人口一直在一亿以下徘徊。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341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万，五十四年净增人口1.5355万人，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综合国力也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朝代。

充斥历朝历代的母后、外戚、宦官、权臣干政或藩镇、朋党这些政治毒瘤的滋生蔓延在乾隆一朝降到了最低程度。在乾隆前期，社会秩序空前稳定，政治纪律空前严明。

军事方面，乾隆皇帝四出征伐，他两征准噶尔，一次平定回部，为清王朝在动荡的西部划定了边界，开拓了万里疆土。他遥控指挥了中国历史上最艰苦卓绝的廓尔喀之战，最后安定了对西藏的统治。乾隆朝武功极盛，扬威绝域，其影响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意义深远。

文化方面，乾隆朝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繁荣，官方和民间学术都空前繁盛，乾嘉考据学、《四库全书》《红楼梦》、京剧都在此时诞生，可谓人才辈出，云蒸霞蔚，异彩纷呈……

（三）

满族皇帝们已经完全汉化了。和汉族帝王们比起来，他们甚至更了解汉文化经典，更熟悉中国历史，更通晓统治这个庞大帝国的艺术。他们比汉族皇帝还像汉族人。他们见多识广，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当满洲人刚刚叩开山海关的大门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像孩子一样明亮，他们对各种文化的反应非常敏锐。进入北京城之后，他们第一次见到了金发碧眼的欧洲人，这是一群在天文台为中国人工作的传教士。这些白种人引起了满洲贵族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在他们进入北京的那一年的九月一日，欧洲人准确地预测了当天的日食，这让没有天文学知识的满洲人惊讶不已。他们热诚地和欧洲人交朋友，甚至皇帝也不例外。顺治皇帝甚至尊称传教士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魏特的《汤若望传》记载：

（皇帝经常去拜访汤神父）在他们那时常聚会的机会里，聪明的求知若渴的皇帝要求汤若望对于一切可能的事件予以解答，譬如日食与月食之原理，彗星或流星等问题，再就是物理的问题。……汤若望寻常是按照东方习俗，盘腿坐在皇帝旁边的一个坐垫上，因为把腿伸出，是被人们视为失礼不敬的，有时因坐的时间过久，他的双腿竟至麻木失觉，然后皇帝就亲助他起立搀扶着他……

1656和1657两年之间，皇帝竟然二十四次到汤若望的寓所去拜访，这完全背离了当时社会的礼仪标准，年轻的皇帝完全被老神父那些崭新而深邃的学问和纯净的人格吸引了。汤若望在顺治朝虽然品级不高，但是拥有独一无二的威信。他经常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的错误，向皇帝提出建议。许多时候，大臣们的劝谏不起作用，“玛法”的几句话却能扭转乾坤。甚至在太子的选择上，他也听从了这位“玛法”的意见，选择了出过天花的康熙。国家大事由一个“洋鬼子”一言而定，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空前绝后。

被汤若望荐为皇帝的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兴趣比乃父要大得多。这位皇帝无疑精力更加充沛，好奇心和求知欲更盛。不论到哪里，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奇装异服的欧洲人，他们是皇帝的数学、几何和物理老师。他们受到了皇帝不同寻常的礼遇。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他还坚持演算数字公式，用仪器测定经纬和天象。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唯一掌握了欧几里德几何学和近代天文学原理的君主，在他的主持下，中西学者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梯形投影技术绘制了“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的中国地图。通过从传教士那里得到的只鳞片甲的信息，他已经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迟早会改变这个世界。他曾忧心忡忡地说：“西洋诸国千百年后必为中国之患。”事实证明，世界后来没有一直按康熙皇帝脑中的中世纪时代的速度运行，西洋各国“为中国之患”的时间大大提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