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力的化身：曾国藩（第5/6页）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四

时值儒家精神传统崩溃的前夜，曾国藩，这个近乎完美的最后一个儒家精神偶像出现了，好像是儒学这位长寿老人临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

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就立功而言，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率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六十年，于清王朝其功不可谓不大。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纯粹，与他同时代的杰出人物，李鸿章、胡林翼、郭嵩焘等，无不对他推崇备至，甚至五十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做过自己的精神偶像。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儒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千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不浅。

曾国藩做人的成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以部分抵消对儒学“空疏无用”的指摘。曾国藩一生功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是支撑曾国藩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挣挫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诚的认知传统又使他能够从前人、从他人、从自身，学到智慧和经验，应对复杂的世事，饶有余裕。至诚待天、忠恕对人的道德准则，使得他能为人磊落，不为“低级趣味”所纠缠，纳人细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纳人，使英雄为我所用，终成大业。

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和那些愚顽浅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他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所以，在满清士大夫中，他这个理学名家是第一个对洋人平等相待的人。他主张对洋人的交往中也一样要贯彻诚信原则。他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他奏派学生出国留学，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在当时的气氛之下，没有大眼光大见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善于进退，在剿灭太平军之后，功名事业如日中天，这时他却能极度冷静，在大盛之时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皇帝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者并不多见。曾国藩事君至忠，事亲至孝，对于兄弟，关爱有加，互见肺腑，毫无芥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感情深挚。对于儿女，他既慈爱又严格，能够尊重孩子人格，教育孩子总以鼓励为主，没有一般封建家长那种居高临下的不平等作风。曾氏家族数代以来，直到今天，依然人才辈出，这和他树立的良好家风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被誉为“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他的一生也充满苦涩。

苦涩的原因之一便是他那种极度克己的生活方式。他每天清晨即起，所有的时间不是处理事务便是读书作文还有反省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由于用心过甚，得了失眠症。有时候，活得太苦时，日记书信中也偶尔会出现“寸心焦灼，了无生趣”之语。晚年之时，政事纷繁，诸病交集，压力巨大，常常恨不得早死。同治六年，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棺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