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力的化身：曾国藩（第4/6页）

经过这一番大惊大险大喜大惧，曾国藩痛定思痛，开始了著名的“长沙整军”。他认为，靖港初战失利的原因是赏罚不明，良莠不分，没有在军内树立起不怕死的精神。对于在初战中一触即溃的队伍，他无条件裁撤，自己的胞弟曾国葆一军首先被解散。对于那些不怕死的部队，则大量增员，表现勇敢者，大力提拔。此次整军，极大地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确立了“扎硬寨，打死仗”的湘军作风，为以后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湘军以后的节节胜利，正是从靖港惨败中来的。

曾氏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挫辱发生在领兵征战三年之后。如前所述，曾国藩刚正严厉的作风、正人君子的气质和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与此同时，朝廷认为，一个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数万，非国家之福，对他不敢放手使用。曾国藩带兵三年，一直没有个正式的名分，孤悬客处，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由于他没有明确的职权，又拒绝和地方官同流合污，虽然为保卫疆土辗转各省，却处处受排挤刁难。几万大军的军饷地方上一直拒绝供应，左支右借，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几万大军常常饿着肚子打仗。最让他心寒的是有的地方官竟以军饷为诱饵，引诱他的部下到必死之地去打仗。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毕金科因此阵亡。他为毕金科写的悼文中有这样的词句：“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从诟。”正是刻画了那几年湘军的艰难处境。

正在这时，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好像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他期望这回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

可是咸丰皇帝还是不能相信他。适值太平军的势力日渐消退，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功高劳苦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这对于一心建功立业并为此鞠躬尽瘁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那些平时和他作对的地方官一个个喜形于色。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灰溜溜地回到了乡下老家，心情极度恶劣。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茬吆喝，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名家的风度荡然无存。极为好胜的他整日如坐针毡，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缠绕在他心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处处感怀”，“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悔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怀吾弟而不能见。”失眠症又一次发作。他反复阅读经史及老庄，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渐渐地，心慢慢静了下来，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咸丰八年（1858年），由于战局重又紧张，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这次，他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到了长沙，他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对那些原来芥蒂颇深的地方官，他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啖之以厚利”。他在家书中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他不再锋芒毕露，而是世故圆滑，以他人的私心私利为自己所用，大刚若柔，大智若愚。这套儒道融糅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使得曾国藩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

同治六年（1867年），他在家书中对曾国荃说：“兄自问近年得力，惟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图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有此经历，曾国藩可以说是开始变得精明洞达，应对世物，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了。这种世故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圆融，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都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他的大智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