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张宏杰（第5/9页）

过了几个月，《天涯》杂志李少君的一封回信证明文能先生确实在努力帮我的忙：“文能转过来你的一篇关于吴三桂的文章。我们看过，认为很好，本来是可以在《天涯》发的，但太长了。你功底、文笔都不错，有什么其他稿可以寄些来。这篇你可以寄给《收获》看看，他们应该是可以发的。”

……

直到2001年，我已经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后的第二年的夏天，到辽宁文学院开会。我几乎已经忘了有一篇稿子还漂在路上这件事，直到文学院一位工作人员把一本已经磨破边了的牛皮纸信封扔给我：“请客吧！给你的杂志，寄到这儿来了。”

是2001年第1期的《钟山》，目录栏中赫然印着“无处收留：吴三桂张宏杰”。因为彼时我已经是“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所以杂志被莫名其妙地寄到了这里。杂志里还夹着一封信，主编傅晓虹说，是文能转给她的稿子。

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这五年，我由二十四岁变成虚岁三十，它则餐风宿露，不眠不休，撞过了十几家杂志的大门，最终，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终于对得起它了。（到今天为止，我也没见过文能先生，甚至没通过一次电话。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还是已经退休了。）

我打开杂志，将这篇《无处收留：吴三桂》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又读了一遍。我记得大学期间我在《钟山》上读到的大量好东西：苏童、余华、贾平凹、汪曾祺……如今，我隐隐有了与他们，这些我昔日的文学英雄并肩站在一起的感觉。

九

在此之前，虽然已经发表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当“作家”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拥有大量读者的，是会收到如潮反响的。你看那些著名作家的采访，不是都说某篇作品发表后，会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吗（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信中会掉出漂亮女读者的照片）？

可是，没有任何读者给过我反馈，也没有任何评论家注意过我的存在，甚至我身边的人也没有任何人表示他们读过我的东西。当然，我的写作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我担心可能失败。不过，我期望的是，在我成为作家之后，被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在杂志上惊讶地发现。现在，我已经“成功”了，已经是“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了，可似乎从来没人知道这一点。

我把这归咎于没有在“一流期刊”上发表过东西。我特意到单位的图书室里查了一下，里面确实没有订《鸭绿江》或者《北方文学》之类的省级期刊。

如今，我在《钟山》上露面了。图书室里确乎有这本杂志的。那些评论家们肯定也都看这本杂志。这次，我算是登上文坛，露脸了吧？

果然，在看到杂志后的第二个月，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是一位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女学者。她说，她在《钟山》上读到《无处收留：吴三桂》之后感觉非常“震骇”，遂找到主编傅晓虹要到我的联系方式。她说了很多肯定赞赏的话。她还说，她是先学历史后学经济，与我恰好相反。她最后说，她此时“因言贾祸”，情况很不顺……总之信写得很长，随信还一口气寄来她的三本书，一本书上题写了“宝剑赠烈士”五个大字。

我当然兴奋。我当然激动。我等着更多的反响，对我到那时为止自认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应。

没想到，这封信居然成了绝响。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文学刊物的读者的反馈，更不用说什么评论家或者文学权威的反应了。单位图书室的那本《钟山》，似乎也从来没有人借阅过。我费尽全力，朝湖水里扔了一块大石头，然后侧耳倾听：半天过去了，毫无声响。

原来湖不在那儿。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发觉，“80年代”已经逝去，世界已经变了。80年代一本文学刊物，动辄几十上百万的销量。连东北边地的《鸭绿江》，发行量一度都达到四十万册。“一本《十月》或者《当代》，往往先在大学宿舍间流动，然后可能在理发店、医院病房、工厂车间、商店柜台之间持续作布朗运动；也可能是从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于无形。”仅仅十年后，这一情景已经恍如隔世。某位主编说：“你不能去问一个诗歌期刊的主编，他的杂志发行有多少册，这就像问一个女人她的年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