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张宏杰（第4/9页）

七

如前所述，我曾铁了心要让处女作在顶尖刊物上一鸣惊人。不过，在《大家》退稿后，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无处收留：吴三桂》这篇我最喜欢的稿子之外，我将《蒙古无边》等其他稿子投给省级文学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学圈儿”啊。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本省的那本《鸭绿江》，虽然今天可能没多少人知道还有这样一本刊物，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曾经辉煌过一时。

标准自减一档，似乎就一路通畅：一个多月后，我就收到了《鸭绿江》一位叫李轻松的编辑热情洋溢的回信，然后，1998年第2期，《鸭绿江》刊出了我的《蒙古无边》，于是这篇文章成了我的“处女作”。

从那之后，我和诗人李轻松成了朋友。通过和她通信，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在这样一本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其实也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她说，发现我的作品时，她刚刚从别的单位借调到《鸭绿江》做编辑，一般的编辑都不爱看自发来稿，因为里面大多都是不通之作，只有她这个新手还有兴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来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还有“自然来稿”这一说。也就是说，文学刊物中刊发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这样直接写上“某某编辑部收”的稿件。你起码要写上具体某个编辑的名字，被拆开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谱的做法是，先设法与编辑认识。起码，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绍。

我感觉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学世界”不是这样的。在我心目中，“文学世界”真有点“高于生活”的意思，它应该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着非世俗的规则操作的事儿。我一直认为作家一开始都应该是“自然投稿”，而编辑对所有稿件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有这个“文学世界”存在，或者说，有这样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这个世界才有价值。所以这一事实是对我的迎头一击，让我的头嗡嗡叫了许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编辑们回音的日日夜夜，现在才想明白，也许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没有打开。

不过，这一认知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在那之后，直到今天，在通常情况下，我仍然坚持“自发投稿”（虽然今天我已经很少投稿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我少年时代梦想的一部分。当然，也如以前一样，直到今天，我的“自发投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没有回音。（比如我有时感慨于时事，会写点时评，投给本省的晚报，也多次给自己很喜欢的报纸《南方周末》投过稿，不过十多年了，从来没有投中过。）

这反映了我性格中的某种“心理疾病”，我没法治愈它。

八

《蒙古无边》的发表，标志着我“走上了文学之路”。接着，也算是“国家级刊物”的《青年文学》也接受我的“自然来稿”，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小说《说话算话》，我还记得给我回信的编辑叫陈锟。接着，我又陆陆续续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然后，我被省作协“发现”，参加了省文学院的“青年作家培训班”。在那之后，我又成为“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这是各省鼓励文学创作的通行做法：省作协在全省范围内挑选十多名有实力能出“成果”的中青年作家，与之签约，按照你每年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的发表量以及被转载的数量，会给予一定津贴。在一省的文学界，这算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认可。也就是说，我确乎已经是“青年作家”了。

我仍然没能把《无处收留：吴三桂》发表在“一流”刊物上。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这篇稿子一天也没停地在邮路上奔波。又一个编辑给我回音了。在《大家》退稿之后不久，《花城》一位叫文能的编辑先生给我来了用稿信。这封用稿信虽然没有谈及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却明确讲，将于明年刊发。

到了年底，文能的第二封信来了：“你的稿件本已确定刊发，但是我因个人原因，将调离杂志社，加上出版社内部关系复杂，因此此稿也无法用了。我已经将它推荐给了其他刊物，请相信这是一篇好作品，肯定能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