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第4/17页）

这个时代的大笔财富只有更大笔的借贷足堪相比。公元前62年左右，恺撒在抵债之后，剩下的债务仍有两千五百万塞斯特斯。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二十四岁时债款六百万塞斯特斯，十四年后则增至四千万。库里奥债款六千万，米罗七千万。罗马贵族世界的奢华习惯之专靠借贷维持，可以由一件事实显示出来：数个执政官竞选人为了借贷，使得月利从四分突然跳至八分。宣布无偿还能力本可使债权人适时聚会，至少可以清账，但债务人则往往不肯宣布而尽可能拖延。他不肯变卖自己的产业，尤其是田产，却继续借债，装出富有的样子，一直到垮台垮得更惨的时候，其情况就像米罗的例子一样，结果是债权人只能得了百分之四。

在这种从富有到倾家荡产的快速转变中，在这种一贯性的挥霍中，获利最多的当然是那冷静的放债者，他们懂得何时该放，何时该拒绝。如此，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几乎回到公元前三世纪社会危机最严重时期的情况。债务人对债权人有两种可能的态度：一是卑躬屈膝，惟命是从，甚至在元老院中都得看债主的颜色而发言与表决；另一种则为财产而宣战，以此威胁债权人，用阴谋或内战来铲除他们。辛纳的叛变由此而起，喀提林、科利乌斯与多拉贝拉的起兵更是由此而起，这跟一个世纪之前希腊世界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战争十分相似。在这样腐败的经济状态下，每一个金融的或政治的危机都可能造成可怕的混乱，乃是意料中事。在内战中常会发生的现象，我们更几乎不用提了，例如资本的抽逃，土地的突然贬值，无以数计的破产和普遍的债务无力偿还现象；这些，是和在社会战争及米特拉达悌战争中一样必然出现的。

不道德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与家庭生活被社会各阶层视为过时之物。穷，不仅是最难堪的耻辱，而且是唯一的罪恶。为了钱，政治家可以卖国，公民可以卖身。官职与法官的表决权都可以用钱购得，而高贵的女人也可以像一般妓女一样为钱献身。假证与伪誓如此普遍，以致当时一位名诗人曾说他那时代的人发誓是为了“搪债”。诚实被忘得如此干净，以致拒绝贿赂不被当做正直，却被当做有意跟行贿者为难。有史以来世界各地的罪行没有比罗马更想入非非，更可怕，更变态的——奥鲁斯·科伦提乌斯的审讯便暴露了意大利一个乡镇最高贵的家族中此种罪例。

友朋

对于国民生活有害的这种毒液虽然深深浸透了人心，表面的生活却格外显得平滑光亮，用周到的礼貌与遍在的友谊作为粉饰。人人都忙着互相拜会，以至于有头有脸的家庭都必须由主人——有时则由司客——来排定接见顺序表，只有比较有地位的人才能获得单独接见，其他的则几个人同时，甚至在会客时间结束时，“集体”接见（据说，为新君主制度铺路的盖乌斯·格拉古，也是这种见客之道的创始人）。问候信满天飞，礼貌拜访遍地走。既无私人关系又无商业来往的人，却互相飘洋过海地交换着“友谊的”书信，而正式的业务信函除了给公司的以外，却极少出现。

同样，请吃饭、送年礼和家中节庆则已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而几乎变作了公共礼节。罗马人即使连死都不能不顾及他那数不清的“邻居”，因为，为了体体面面的死，他必须至少送给每人一份纪念品。当时的罗马也像我们现代某些商业圈一样，真诚的家人亲密关系与友情已完全消失，以致业务与人际的交往完全是矫情。如此，“真情”被那鬼魅一般的“友情”掩杀了，而“友情”在种种的邪恶中位居要津。

女人

跟这个时代的腐败争芳斗妍的是妇女的解放。经济上，妇女们早已取得独立了。在这段时期，甚至有不少律师专为妇女效力，为富孀处理产业及诉讼事件，以他们的商业及法律知识来取得妇女的信任，因而财源滚滚。

但妇女解放的不仅是她们的父亲或丈夫的经济监护，种种的爱情把戏也在不断地进步。舞娘（mimae）之类的人物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情况，比今日略无逊色；像茜赛莉斯[4]这样的首席女歌手，甚至把史页都污染了。但贵族妇女的自由艺术却使她们有执照的行业大受威胁。在第一等家庭中的私通事件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致除了特殊的丑闻之外，连谈都没有人愿意谈起了，而法律行为现在几乎被人视为笑料。公元前61年妇女节，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在祭司长家里搞出的古今罕有丑事，若在五十年前早就难逃死罪，但这时却连调查都未曾，更无须说惩罚了。水榭节——四月，当政治活动暂停，显贵们在巴亚和普特奥利[5]举行的节庆——的主要引人之处在于它合法和不合法的关系，同时在平底船或在岸上歌舞奏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