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第三十一（第2/5页）

保尔·瓦雷里在大学时代便表现了突出的诗歌天赋，当时就有报纸说：“他的名字将在人们的口头传颂。”《年轻的命运女神》发表后，许多诗人学者以相互背诵该诗为乐。巴黎的杂志举办“谁是法国今天最大诗人”的选举，瓦雷里被读者不谋而合地选中。

罗曼·罗兰曾到罗马游学两年，其间，年轻的罗兰得到了70岁的老太太玛尔维达·冯·迈森布洛的友谊。后者说：“与这位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我极大的乐趣，这不仅局限于音乐，还有其他的方面。对于年逾古稀的我来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重新发现自己曾拥有的理想，为了达到最高目标所具有的进取心，对浅薄庸俗的鄙弃，还有为了自由而奋斗的勇气。”她说，罗兰将会带来法国最富有想象力的文学的诞生。

凯恩斯在给乔治·萧伯纳的信中，骄傲地这样写道：“我相信自己将写一部经济理论书，它将彻底改变——我猜想不是马上而是今后的10年里——世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

约翰·洛克菲勒14岁那年，在克利夫兰中心中学上学。放学后，他常到码头上闲逛，看商人做买卖。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同学，两人边走边聊起来。那个同学问：“约翰，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年轻的洛克菲勒毫不迟疑地说：“我要成为一个有10万美元的人，我准会成功的。”

阿赫玛托娃幼年时住在皇村。小安娜接触了普希金语言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的作品。同时，又受到俄罗斯文化的浸染，从小就有显亲扬名的志愿。15岁时，阿赫玛托娃便指着自己出生的小木屋说：“这里有朝一日要挂上一块纪念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罗曼·罗兰与法朗士、巴比塞等著名作家一起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行动，他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布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1921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有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布尔什维克们没有让他开口。他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斯》里写道：“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秘密警察镇压了，据说是国家的首脑弗拉基米尔·列宁直接下达的命令。”

1921年，考茨基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后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未来的发展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九日：“……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官僚政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们看来，对民主作出让步等于自杀……没有民主，俄国就要毁灭。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不一定恰好在热月九日，可是我担心，离热月九日已不远了。”

当甘地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历史学家克里帕拉尼第一次听到甘地表述要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解放印度时，他大吃一惊。他直截了当地说：“甘地先生，您可能了解《圣经》和《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历史。从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甘地笑了。“您不懂得历史，”他温和地纠正道，“关于历史，您首先得明白，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

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洛普回忆，1924年他当学生时经常陪米塞斯回家，路经国家信贷银行时，米塞斯总说这家银行迟早要倒闭。1931年这家银行果然倒闭。米塞斯的妻子马格瑞特在回忆录里也曾写道，1929年国家信贷银行有意请米塞斯任高职，但米塞斯拒绝了。他说：“这家银行快要倒闭了，我不想让我的名字和此事联系在一起。”

温斯顿·丘吉尔很早就攻击甘地，针对印度的独立运动。丘吉尔说：“丧失印度，对我们是决定性的致命一击。它使我们逐渐变成一个微不足道、黯然失色的国家。”

尼赫鲁和蒙巴顿一见如故，彼此之间产生了好感。蒙巴顿不顾同僚们的反对，决定携同尼赫鲁，一起乘坐敞篷轿车周游新加坡各地。有人说，此举只能抬高英国敌手的身价地位。“抬高他的身价地位？”蒙巴顿怏怏不快地反驳说，“相反，正是他给我带来荣誉。有朝一日，他将成为独立后的印度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