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第二十七（第4/6页）

1969年，滚石乐队的灵魂人物之一，布莱恩·琼斯死在了自家的游泳池里。为了纪念这位摇滚英雄，鲍勃·迪伦在专辑中重新演唱了《像一块滚石》：“这感觉如何？感觉如何？孤独一人，没有家的方向，像一个陌生人，像一块滚石。”

西蒙·温切斯特是著名的传记作家，他在谈到写书的动机时说，有一次他在逛哈佛大学附近的书店时偶然看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就问起谁是李约瑟。书店的职员大为惊讶，脱口说，先生您连李约瑟都不知道，还能算是文明社会有教养的人吗？温切斯特为此深受震动。

洛尔迦和聂鲁达则一见如故。聂鲁达喜欢洛尔迦的丰富以及他对生活的健壮胃口。他们俩都来自乡下，对劳动者有深厚的感情。洛尔迦对聂鲁达的诗歌十分敬重，常打听他最近在写什么。当聂鲁达开始朗诵时，洛尔迦会堵住耳朵，摇头叫喊：“停！停下来！够了，别再多念了？你会影响我！”

波兰学派的人喜欢在咖啡馆里讨论数学，库拉托夫斯基和斯坦因豪斯是有钱人，他们一般在高档的罗马咖啡馆里谈论数学；巴拿赫、乌拉姆和马祖尔穷一些，则待在一个苏格兰咖啡馆里，每次有什么重大发现，就记录在册，并保存在店里，这就是著名的苏格兰手册。当然，老板对他们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每次都可以消耗大量的啤酒，据说有一次聚会长达17小时，其间，巴拿赫不停地饮酒，乌拉姆说巴拿赫是难以超越的。

除了对最佳雪茄、美食和美酒的敏感欣赏，钢琴家鲁宾斯坦还是位美术鉴赏家，他说：“我发现了毕加索，在我成为鲁宾斯坦之前。”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再版《数学原理》评论说，《数学原理》有许多错误，靠出一个新版本也无济于事。维特根斯坦的苛刻是一种非常认真公正的态度。有一次罗素在学术会议上对“几个傻瓜”保持礼貌，结果维特根斯坦义愤填膺，认为罗素没有当面告诉那几个傻瓜，他们是多么愚蠢，是一种缺德的世故。

据记载，阿西莫夫曾宣称自己不喜欢看色情文学作品。他说：“我每次看这种书都觉得难为情。”朋友们可以为此作证。他曾在婚后光顾过纽约的下流剧院，但只去过一次，他认为整个过程枯燥乏味。有一次，在第42大街上，一位妓女找上了他。他后来声称，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她是在拉皮条，但当他弄明白后，他吓得拔腿就跑。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他感动得致电瑞典皇家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

厄内斯特·海明威不大注意拼写，例如动词have变成现在分词时忘记去掉字母e再加ing。连词nor用于否定时，他总用得不妥当。在他一生中，他总是把already同all ready混淆，还认为英文里确有alright这个词。但是他在中学读书期间在写作上所表现出来的冲天干劲和敢闯精神，以上这些缺点与之相比就显得十分次要了。后来，他有句口头禅：“你写文章，可请别人替你改正错别字。”

“二战”后，海德格尔曾认为，尼采把他弄坏了。他非常担心“人们会因为他卷入纳粹主义而认为他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伽达默尔在这方面帮助了他，以致海德格尔很感激伽达默尔。

当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通知电报来到肖洛霍夫身边的时候，他正在郊外的森林里打猎。后来，在他亲赴斯德格尔摩领奖时，大批记者来采访他。他说瑞典文学院迟了二三十年才颁奖给他，实际上他是第一位真正该得此项奖的苏联作家。他还说：“当我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天，正好朝天放了两枪，除了掉下两只大雁外，还十分意外地掉下了诺贝尔文学奖。”

俄国人纳博科夫最终把自己归类为美国作家。1969年，他这样告诉记者：“在现时的概念里，一位美国作家意味着一位当了25年美国公民的作家，它还意味着我所有的作品都首先在美国发表，意味着美国是唯一的一个使我在精神和感情上感到是家的国家。”

奥登晚年公开披露了他的同性恋，他暗示说，他沾染这种恶习使他在这个不安宁的世界获得一段较为轻松的时刻。“在天国，”他写道，“我们都有着平等的意识，大家都有着独立的人格，都有着独立的世界观，都是一个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