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闻第二十六（第5/6页）

金斯堡去拜访凯鲁亚克。他对运动员凯鲁亚克既畏惧又惊奇，那个大个子运动员对诗歌敏感、有悟性。金斯堡说：“我在离别之际，对着房门鞠躬、敬礼，又对着走道敬礼。就在一刹那间，我们突然有了某种默契，因为他说他在告别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当他对某个地方说再见，或当他从某个地方匆匆经过时，他经常感到这是一个伤感的、催人泪下的时刻。”

萨瑟兰被称为美声女高音界的“祖师婆婆”。帕瓦罗蒂善于学习，他与萨瑟兰同台演出，就跟萨瑟兰成为最佳合作伙伴。萨瑟兰多次校正他发声的缺陷，甚至让他把手放在她肚皮上来感受正确的运气方法。帕瓦罗蒂后来称萨瑟兰是“最伟大的世纪之声”。

二次大战后，冯·诺伊曼除了进行大量科研工作之外，还成为美国政府决策的顾问。在他病危期间，国防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空军部长和参谋总长等围绕在他的病床周围，倾听他最后的建议。一位海军上将回忆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动人的情景。1963年，维格纳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访问故国匈牙利时，有人问，冯·诺伊曼在世时，美国的科学政策和核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否由他决定？维格纳回答道：“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一个问题经冯·诺伊曼博士分析之后，该怎么办就十分清楚了。”

英国诗人拉金从未结婚，是一个隐士般的单身汉，虽然他曾与很多女人有过密切来往。他仇视放荡的生活，嫉妒后来的年轻人比他有更多的自由。他曾写过“在1963年初次与女人性交”。那时他已41岁，太晚了！

为了应对烦恼和压力，贝克特总是突发奇想。比如，在他七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他只会在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接听电话。他还约定了一系列的程序化用语，回信的内容是标准化的：“贝克特先生从来不接受采访”，“贝克特先生谢绝审阅关于他的作品的论文和手稿”，“贝克特先生去乡下了”。

1968年1月，索莱伊到罗马求见费里尼。大导演请她共进午餐，她想在费里尼的片中演个角色，费里尼拒绝了，因为他觉得“你太美了，演不了我片中的女人”。费里尼和她谈论星相学，亲昵地对她说：“我的女巫，去学星相学吧。”一语定下索莱伊终生。

小泽征尔有一次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在指挥中，小泽征尔发现乐曲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地方。开始他以为是演奏家们演奏错了，就指挥身边的乐队停下来重奏一次，但仍觉得不自然。这时在场的权威人士都郑重声明乐谱没有问题，那是他的错觉。但经过再三考虑，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大吼一声：“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他的喊声刚落，评委们立即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夺魁。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

艾略特住在伦敦时，寓所楼上住着几个彻夜跳舞、吵闹的年轻人，艾略特向房东太太抗议，她回答说：“艾略特先生，你要忍耐一些，他们是艺术家。”

安德罗波夫说过：“光喝汤不喝酒，不是傻瓜就是木头。”他没有开展全面的反酗酒运动，也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提高酒价。他让一种普通牌子的伏特加酒降价，老百姓马上称这种酒为“安德罗波夫卡”。他想了个妙招：规定商店开始售酒的时间从每天上午10时推迟到中午12时。俄国酒鬼今日有酒今日醉，当天买酒当天喝，12时才开始卖酒，让酒鬼一早醒来无酒可喝，只好去上班。

《麦田里的守望者》令青少年如此入迷的地方在于：它为你的不快乐、愤怒、格格不入提供理由。崇拜列侬的查普曼在刺杀列侬后，对记者们说：“去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吧，它包含着许多答案。”

20世纪80年代，埃及人当中普遍流传的一个笑话。穆巴拉克的车开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穆氏问司机，纳塞尔前总统会怎么走？“一直向左走。”司机答道。“那萨达特总统又会怎么走呢？”穆氏继续问道。“他会说一直向右走。”司机道。“那好，先左走，再右拐，之后停车。”穆氏指挥道。

198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此人说话诙谐。当他成名后，有许多记者打电话要采访他，他说：“每次电话把我从床上吵醒，我甚至都来不及穿内衣。”他评论弗里德曼时说：“任何一件事情在弗里德曼那里都让他想到了货币供给量。而任何一件事在我这里都让我想起了性行为，但我把它排除在我的论文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