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第八（第5/6页）

简·芳达是在海滨两岸长大的孩子，出生后不久迁到好莱坞，以后几年沿这条线路反复穿梭多次。她是个好动的野丫头，发疯般去博得父亲的爱。她告诉《女士先生》杂志：“唯一对我有巨大影响的是我的父亲，他有力量，即使他不在，干任何事时都有他在场的感觉……我成为我父亲的儿子，一个调皮男孩，我想变得勇敢，让他喜欢我，变得强硬而壮实。”简自承：“我心灵深处一直很想成为一个男孩。”

胡志明曾想跟他的中国恋人结婚，但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不同意，一位领导人对他说：“你曾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身不娶，这句话影响很大，一旦你违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方的神圣事业，这不仅有损你的国父形象，连越南共产党也将从此名声扫地。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不能让越南老百姓唾骂我们是千古罪人！”

对经济学家来说，100个人常常是有着100个以上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可以很好地共存，这是其他学科难以看到的盛况。有人说：“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人能够分享同一届诺贝尔奖，这种情况只有在经济学中才会出现，如缪尔达尔和哈耶克。”

一次，菲律宾的一位议员攻击美国，尼克松向罗慕洛问起情况。罗慕洛回答说：“他是美国的一位伟大的朋友。”“您不懂菲律宾的政治。在这里，政治家成功的诀窍是：‘使美国人受不了，又恳求他们别离开。’”他还感叹说：“你们美国人把我们教育得太妙了。我们把美国政治制度中过了头的东西全盘接了过来，而且把它们发展了。”

休·海夫纳承认，他的母亲生活得很压抑。“在我的家庭中没有拥抱和亲吻，”他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生活就是那种生活的矫枉过正。”

贝克特是一个现代隐士，在巴黎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确实喜欢沉默、孤独和宁静，他知道，沉默和独处对他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他最痛恨别人窥视自己的私生活。但事实上，他交游广泛，朋友和熟人足足有数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人感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争先恐后，不顾舟车劳顿地赶着上巴黎去见一个所谓的隐士！”

萨缪尔森拒绝了去政府任职的机会。在他看来，那样会妨碍他自由地著书立说。作为美国财政部、预算办公室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顾问，他并不否认：“每当我成为一个联邦机构的顾问，那常常意味着它的衰落。”

费曼经常发出惊世骇俗之语，比如以下两句名言：“物理之于数学好比性爱之于手淫。”“物理跟性爱有相似之处：是的，它可能会产生某些实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我们做它的初衷。”

1979年2月，日本岩井公司因卷入洛克希德贿赂丑闻而陷入困境。为挽救公司名誉，时任公司执行总裁的岛田光弘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写道：“公司生命永在。为了公司的永存，我们必须奉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曾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说：简单地追随西方工业化的脚步，将很难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最终可能人为地造成繁荣的现代城市与停滞的传统农村之间的鸿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缪尔达尔的困境”。

14岁的麦当娜参加舞蹈班时遇到了克里斯托弗·弗林，他是个同性恋者，成为麦当娜的老师、榜样、知己和精神伙伴。弗林在麦当娜以后的高中生活中有重要影响，因为他的影响，麦当娜专心跳舞，与弗林形影不离，包括与他男朋友们发生性关系。麦当娜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贞操，说：“我以丧失贞操作为事业的动力。”

“金融大鳄”索罗斯曾想当一名哲学家，试图解决人类最基本的存在问题。但他很快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论，要了解人生的神秘领域的可能性几乎不能存在，因为首先人们必须能够客观地看待自身，而问题在于人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米奇尼克去西欧访问时，发现在东欧和西欧的持异议者之间“存在着悖谬的联系”。他经常被问及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两句话回答他们。第一，“我们不是来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第二，“我们是全新的”。在意大利他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意大利的工人是否准备支持波兰工人？”因为波兰工人正在反对意大利工人所支持的共产主义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