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的另一面（第5/6页）

1937年，丘吉尔曾写道：“我不觉得有什么对不住美国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地方，我之所以这么觉得，因为事实上，就是一个更强的、更高一等的、更聪明、更智慧的种族，来到这些地方，取代了这些人。”

同年他还写过一篇题为《犹太人如何避免被迫害》的文章，此文在他生前没有发表。文中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受的迫害都是自找的，他们经历了许多折磨，可能他们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

罗斯福曾委婉地建议丘吉尔要从旧的殖民帝国思维中跳出来，而丘吉尔的回应是：“我出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但可惜的是，恰恰是在丘吉尔的任内，他目睹了“日不落帝国”彻底分崩离析的全过程（美国在背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他再怎样努力或挣扎都是无用的，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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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临近尾声时，丘吉尔还经历过他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

由于领导英国人民英勇不屈地对抗纳粹德国，丘吉尔不仅在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了极高的声誉——没有人会怀疑他将在战后连任英国首相。

英国1945年的大选，正值著名的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这场会议除公布了《波茨坦公告》，还留下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在会议前半阶段，代表英国来和斯大林与杜鲁门讨论战后世界秩序的，是丘吉尔。会开到一半，丘吉尔满怀信心地回国参加大选去了。

那本来是一个就像孙大圣说一句“俺去去就来”的场景。

但丘吉尔没有回来。因为在那场选举中，觉得自己稳操胜券的丘吉尔被英国人民选了下去，工党候选人艾德礼取代了他的位置。

在那场竞选中，丘吉尔在他引以为豪的演讲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竞争对手工党形容为“可能会寻求像盖世太保那样的统治方式”——这种比喻让英国民众听了非常不舒服，他们认为丘吉尔还活在“二战”中。

于是，波茨坦会议的后半段，是艾德礼代表英国来开的。

波茨坦会议前期的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

波茨坦会议后期的艾德礼、杜鲁门和斯大林

英国人民觉得，论强硬和勇气，非丘吉尔莫属，但论战后的重建与和平时期的治国理政，他们对丘吉尔缺乏信心。

对这样的结果，丘吉尔固然失落，倒也表现得很大度，他引用了希腊作家普鲁塔克那句著名的话：“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当然，在1951年，丘吉尔卷土重来，重新夺回了首相之位——没有人能让丘吉尔屈服或放弃。

但是，丘吉尔那时候已经77岁了，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颐养天年，但丘吉尔不这么认为。有一次，他问一名年轻人：“知道我为什么会从政吗？”年轻人诚惶诚恐地摇头。“虚荣！一切都是为了该死的虚荣心！”丘吉尔直言不讳地说。

在1955年遭遇了第二次中风之后，丘吉尔被迫让出首相之位。事实上，在他这次中风之后，英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安排他的葬礼了。按照英国女王的旨意，丘吉尔的葬礼一定要风风光光。

但谁也没想到，当时已经81岁的丘吉尔又顽强地活了十年，以至有人开玩笑：“丘吉尔一直活着，指定好给他抬棺的人却一个个死去了。”

1965年1月30日，英国为丘吉尔举行国葬

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在又一次中风中溘然长逝，享年91岁——他的父亲也是死于中风，且死于70年前的1月24日。

法国总统戴高乐得知丘吉尔的死讯之后说了一句话：“英国将不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

或许，首相丘吉尔就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个目击证人。

馒头说

这并不是一篇“黑”丘吉尔的文章。只是因为大家对丘吉尔的各种英雄事迹都比较熟悉了，所以我就说说他的一些侧面。

其实，那么多的“侧面”结合起来，展现的还是丘吉尔心境最底层的性格：固执，执念，永不服输，理想主义。

这种性格，有些通过他的所言所行展现在了台前——尤其是通过“二战”这个巨大的舞台，他鲜明的性格为世人所熟知，乃至被欣赏和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