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欢快时节的尾声（第4/6页）
然而，无论任何时候，当忠诚被连根拔除，人民在情感的洪流中盲目地随波逐流时，就很可能会有一些政治党团暗中钻营，希图因利乘便。在情感的波澜起伏之下，巴黎和其他法国天主教城市或许失去了理智，可是在神圣同盟的领导者对民众感情的操纵中，却未曾存在半点的不理智。这并不是说，在将形形色色的同盟成员撮合起来的各种动机和利益中，没有任何亢奋和莫名的情绪。但是，同盟的目标，它真正的对手，都是清晰而明确的，它的处事手段也是拿捏有度的。显而易见，同盟的存在首先服务于教皇的宗教利益以及拥护教皇掌握绝对权力的天主教教士，他们正致力于反击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和高卢主义者⑫ 。与此同时，同盟也为觊觎王位的吉斯公爵服务，反对瓦卢瓦统治者和波旁家族的继承权，而且由于西班牙是幕后金主，后者的国际利益也是同盟开展活动的考量因素。同盟的对手需要被扣上异端的大帽，他们是良善的法国天主教徒的敌人，同盟的公开目标将是为捍卫法国的正统信仰而战。
从开展活动的一开始，同盟中的布道者们便发现，英格兰处决天主教徒是他们必须大做文章的题目之一，法国政府绝无可能在这一点上加以反对。同时，它明白无误地强调了，将来的法国如若像英国那样落入异端君主的股掌，将会出现怎样的景象。在那些日子的英格兰，罗马天主教会的派遣神父受到了真实而又残酷的欺凌，与此同时，信奉新教的英国人、荷兰人乃至西班牙本国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受到的凌辱也同样真实而残酷。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判定，哪一方的殉难被更加夸大和歪曲。好战的清教徒和神圣同盟双方的宣传家都在同宗教友的痛苦中发现了可资利用的东西。
对苏格兰女王的处决就是在这样的旋律下着手宣传的。两个星期之中，巴黎的布道坛不分大小，四处传响着殉教女王的无瑕美德、敌人们的奸邪以及佞友们的背叛，接着便迎来了纪念活动的高潮——女王在巴黎圣母院的庄严葬礼。为了这次活动，神圣同盟专门请来了令人敬畏的演说家布尔日主教⑬ 大人。主教把惯常的悼亡颂辞变成了一曲赞歌，他没有按照惯例将颂辞献于王室，而是献给了洛林家族⑭ ，特别是吉斯公爵和马耶讷公爵⑮ ，他赞美二人是法兰西的西庇阿⑯ 兄弟，是战场上的雷霆，二人已经做好准备，要为殉教的表亲复仇，因为玛丽是神圣教会的支柱，是上帝受苦受难的子民的希望和欢乐所在。主教的修辞并没有因为亨利三世和王后的出现而有所收敛，国王夫妇以一种引人注目的低调姿态落座于耳堂里的专用长椅上。瓦卢瓦的末代君主或许陷入了深思，他仿佛正在目睹自己的葬礼，聆听献给他的继位者的颂词，不同之处在于，倘若他是长眠于棺椁之中的尸体，而不是按照位阶尊卑和亲属顺序排定的首席吊唁者，那么他的名字就不会如现在这样陷入沉寂，被人刻意漠然置之。如果说过去的 13 年里几乎诸事都不顺遂，他至少测试出了法国君主制这种坚韧的制度能够承受百般不幸的能力。倘若苏格兰女王之死可以缓解来自吉斯家族的压力，在展示完适当的外交式愠怒之后，能够拉近法国与英格兰的关系，那么亨利完全愿意平静地忍受布道坛上发起的另一轮攻击，毕竟英格兰是法国面对强敌西班牙时唯一可能携手的同盟力量。
3 月 13 日这天，各国大使们也纷纷前来巴黎圣母院参加玛丽·斯图亚特的葬礼，他们对于玛丽之死可能造成的后果众说纷纭。可能是出于职业敏感，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对法国宫廷和巴黎掀起的狂怒情绪深感惊恐，以至于到了最后，沃尔辛厄姆不得不恼火地制止他继续就这个话题进行汇报，因为他的信函只会徒然增添伊丽莎白的苦恼，枢密院却要为此承受女王的所有不快。另一方面，意大利的观察家们虽然也向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禀报了弥漫于法国的复仇情绪，但都一致同意如下判断：整体来看，处死玛丽提升了英国的地位。这一行动不仅铲除了英国国内历次叛乱的天然领袖，打消了法国干涉英国事务的合理动机，还为 16 世纪的高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