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第5/8页）

小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础主要来自于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农民出身的魏忠贤在组建自己的权力集团时，本能地就模拟了血亲关系。在魏忠贤的权力集团中，担当主要角色的基本上都是他的干儿义孙。在他的权力庇护下，许多人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在提拔重用“自己人”这件事上，魏忠贤毫不含糊。

阉党的“十孩儿”“四十孙”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两榜进士，他们之所以做魏忠贤的孝子贤孙，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加上一个保险。这些人都不是糊涂蛋，都是一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前代依附太监者，无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应该十分清楚。然而，在巨大的现实利益面前，他们已经顾不上身后名了。他们就像是一群末世赌徒，将自己前世今生的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这个太监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为自己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朝局如何动荡，这些好像都与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这个庞大帝国在魏忠贤集团的非常态领导下，走得一步三晃、踉踉跄跄，显露出行将就木的衰败态势。

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党争的双方各自代表了某一阶层的利益。东林党的根据地是江南地区，是一个以江南势力为主的政治集团，虽然成员大多是江南地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绝不是清一色的江南人士。而阉党在一定程度上则代表着北方贵族大地主集团的利益。

汪文言是安徽歙县人。皖南人大多脑子活泛。他不是科举出身，曾经当过狱吏。他虽然不是体制内的人，可是他通晓帝国权力运转的奥妙所在。他被地方大员选派到京城当驻京官员，主要任务是结交权贵，打探消息。

进入京城后，他结识了当时的大太监王安，并成为王安与内阁官员沟通的联络员。由于能力突出，他受到了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器重，被提拔为内阁中书。在与帝国核心层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赵南星等东林官员都有来往。

像汪文言这样一个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能人，他适应社会的能力要远远超过那些科举出身、循规蹈矩的儒生。他很快就在京城站住了脚，结交了赵南星、杨涟等东林党人，成为他们的参谋，最后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做了内阁中书，也就是内阁的秘书，能接触到核心机密。可是，像汪文言这样的社会能人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将现实利益看得过重，性情张扬。

有弱点就有可能被对手抓住。当时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被罢官，后又被判处死刑。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退守关内，对国土沦丧负有责任。还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久任封疆大吏的熊廷弼想用钱打点当权者，以保住自己的性命。熊家就找到了汪文言，交给他四万两银子，托他贿赂魏忠贤。结果汪文言没有把持住自己，将这笔巨款私吞了。

魏忠贤知道内情后，大为震怒。本来魏忠贤就在找机会将东林党从帝国权力核心层清理出去，于是就借着这件事大兴牢狱。汪文言是东林党人的高参，把他作为反击的突破口再合适不过了。

明代司法黑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东厂、锦衣卫可以不受监督单独办案，他们可以不经过国家正式的司法机构——刑部，就把人抓进镇抚司狱拷问。这种办案方法十分利于栽赃陷害。

魏忠贤下令将汪文言抓进东厂控制的监狱——镇抚司监狱。这一举动当然不是针对汪文言一个人，而是为了将杨、左、魏等人牵连进来。

汪文言在狱中经过两个多月的严刑逼供，依然没有指认杨涟等人贪污受贿。汪文言表现得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讯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供词，又将杨涟等下狱。魏忠贤认为，只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的罪，还难以让人信服，牵涉的人员太少，如果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杀头弃市，传首九边。随后，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也在狱中相继被折磨致死。受杨涟等案件牵连，被捕被杀的帝国官员还有多人。魏大中被捕，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抓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求情留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