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第4/8页）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就连魏忠贤本人也陷入惶恐与迷茫之中，他甚至为自己感到委屈和心虚。在魏忠贤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天启皇帝分忧，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结果自己却成了朝臣们攻击的目标。而他也为自己手中不正当的权力感到心虚，毕竟太监干政是不合大明律法的。

魏忠贤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旦失去皇权的庇护，他这个太监就什么都不是，等待着他的也将是最惨的下场。然而人一旦尝试过手握权力的滋味儿，就绝难舍弃。这时候的魏忠贤完全是个凭借欲望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就像是一道枷锁牢牢地控制了他。他找到自己的相好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乞求庇护。

明熹宗朱由校对东林党官员没有多少好感，连最起码的信任都谈不上。在魏忠贤和客氏的一番哭诉之下，天启皇帝坚定地选择了站在魏忠贤一边。

天启皇帝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等人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朱由校又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忠贤是帝国的忠勇之臣，以此来堵住东林党人的声讨，以维护魏忠贤在帝国权力系统内的绝对权威。

天启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毕竟主、仆二人风雨同舟经历了许多事。魏忠贤背靠天启皇帝这棵大树，让那些有心杀贼的东林党人对魏忠贤束手无策。别看平日里，他们可以意气飞扬地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甚至在奏章里含枪带棒、连嘲带讽。可是等他们闹腾完了，皇帝怎么说，他们还是乖乖地照做。皇帝是他们的主人，就算他们倒霉遇上了一个昏庸之君，可是转念想想，这天下都是人家的私有财产，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皇帝爱怎么处理是人家的事，奴才们是无权干涉的。而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对于魏忠贤来说，就像是武术家修炼了一身的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当魏忠贤发现自己有金钟罩护体的时候，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文武百官都拭目以待。可是当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帝国的权力天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倾斜。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只要天启皇帝的地位不变，那么魏忠贤的权力地位同样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在经历了这样一次权力斗争的洗礼后，立即转变风向，成为魏忠贤的阉党分子。

儒家将天下人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大阵营，当然这种划分是不严谨的。然而自从有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拥有权力的士子也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君子有君子的坦荡活法，小人有小人的阴毒杀招。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明朝士大夫是标榜道德、崇尚气节的一个特殊群体。但同时，明朝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前朝要多。一边高举道德的大旗，一边又活得乌七八糟。

如果按照这两大阵营划分，东林党人应该属于君子行列，而所谓的阉党则是小人群体。

天启四年（1624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就想尽办法以同乡兼同姓的身份交结魏忠贤。能够得到外廷文官的权力呼应，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人的关系火速升温。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这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办，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告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上升为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

在极短的时间里，帝国的一些文臣大员就以这种方式纷纷聚拢到魏忠贤的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中叶以前，虽然也有宦官当道之时，可是士大夫们不屑与宦官为伍；到了晚明时期，士大夫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就不再顾及廉耻与颜面。当时的内阁首席大学士顾秉谦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为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