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与狼共舞的日子（第4/6页）

高拱重新入阁以后，张居正处在了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一边是自己的老师徐阶，一边是权力新贵高拱，自己夹在中间，所走的每一步都要万分小心。热衷权力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但是要想让权力之花常开不败，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高拱固然感受到了来自张居正的威胁，但张居正对高拱也是时时提防。“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合内阁的主旋律。

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在帝国的最高权力中枢里，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就剩下了两大高手，那就是高拱和张居正。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将会是帝国文官集团中的最佳拍档。所有的人都看好的事情，并不代表一定会发生。所谓拍档，往往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至少有一个人并不认为权力中央可以容纳下两大高人的存在，此人就是张居正。

在张居正看来，帝国的官场就像是一个炫目的舞台，而他却不喜欢跳“双人舞”，他要把所有聚光灯的光芒都集中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在官场打拼多年的张居正明白，要实现当男主角的梦想，那就要将高拱挤出权力舞台的中央，可这又谈何容易？

高拱在帝国权力核心层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大臣们也都唯他马首是瞻。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期盼着帝国的权力系统能出现张、高二人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的美妙场景。

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而且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官场需要朋友，需要那种真正能够抛去利害算计的朋友。

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朋友，但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无论是性格还是人品，都是完全不同的。高拱比张居正整整大了十二岁，通过科举登第进入仕途也早六年。在论资排辈的官场上，高拱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前辈。

帝国的文官都是靠着科举制度迈入仕途。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本意就是为了加强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但这种制度一旦付诸实施，实际上控制所有文人的命运也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帝国的人才选拔权仍然掌握在文官们的手中。皇帝其实是很想将这种选拔权抓过来的，比如说殿试就是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的举行意在告诉天下文人，只有皇帝才是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主宰。

在殿试结束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被录取的三等举子前面一律冠以一个“赐”字，分别为“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出身”。然而殿试毕竟只是一个形式。在参加殿试之前，还有礼部官员主持的会试。凡通过会试者一律参加殿试并一律保证通过，皇帝只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要取得会试的资格，则必须通过由文官主持的各省乡试。而乡试资格的获得，则是通过府县的考试而成为秀才。

在这层层的考试选拔中，主考文官对士子的政治命运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取代了皇帝，操持着人才选拔的大权。在应考者心中，除了对主考者心怀感激而结成师生联盟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观念，即认为自己获得迈向政坛的通行证，完全凭的是自己的运气和才学。换句话说，科考的成功者认为他们获得仕途的通行证，并不应当感激皇帝，而应归功于个人的努力。在帝国科场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缘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都被放到了最后一位，所以更谈不上对皇帝这位殿试主持者的感激之情了。

正因为科考如此直接地影响着知识阶层的政治命运，而科考的通过又完全凭借个人的才学和运气，这样，知识阶层在步入仕途以后，自然就认为有资格控制部分权力。而科举这种选拔政治人才的方式，又为从知识阶层中产生的文官集团攫取权力提供了便利。

那些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乡”（同乡考生）关系，同姓考生之间结成的同宗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会为帝国文官集团巩固和扩大自身政治实力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