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致命的“多米诺骨牌”（第6/7页）

《太宗实录》修于仁宗朝，当时朝廷修三朝实录，对史事多有涂饰。负责这一编书工程的是史称“三杨”之一的杨士奇。史料并没有留下因受“建文奸党”株连而被处死、监押、流放和遭受其他迫害的无辜士大夫和老百姓的具体数字，但最保守的估计，此次清洗也在万人以上。

用历史学家的话说，与懦弱的朱标、朱允炆父子截然相反，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是一个孔武有谋、残忍暴戾的人，大有乃父之风。南京城破四天以后，燕王朱棣龙袍加身，年号“永乐”，是为大明王朝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明成祖。我们在阅读这位皇帝亲自下达的圣旨时，如果不知道这是出自皇帝的手笔，定会怀疑那狠毒与奸恶的安排，应该来自最坏的恶棍、流氓的肚肠。

历时三年多的战争最终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以正常的政治和军事常识来分析，这个结局是极其出乎意料的。朱棣起兵之时仅踞北平一府，也未得到其他大多数藩王的明确支持，朝廷控制的地盘数十倍于他，朝廷拥有至少三倍于他的常备官军，且有比后者充沛得多的财政资源和后勤补给。

如果拿汉朝景帝时代的“吴楚七国叛乱”作比较的话，可以说建文帝的朝廷掌握着对叛军的压倒性优势。然而故事的结局却与一千五百多年前恰好相反。这一方面是因为建文帝不具备汉景帝那样的韬略智谋，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身经百战的朱棣的杰出军事才能。但说到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这位可怜的皇帝只能去怪自己的祖父了。

杀戮功臣，是明太祖朱元璋最为后人诟病的事迹。受宰相胡惟庸和大将蓝玉两个大案的株连，共计有四万五千人伏诛。他的亲侄子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以及战功卓著的开国功臣徐达、冯胜、傅友德等无一幸免。身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大肆剪除功臣，原本是为了避免这些手握重权的老臣子威胁到子孙的统治，不料这一暴行很快就报应在他的孙子身上。因为屠戮过甚，整个朝廷竟找不到一个有能力领兵平叛的称职将领，只能眼睁睁地坐以待毙。

朱棣的北方军队长驱直入攻进南京城，从此明朝的历史翻开了属于永乐朝的一页。终永乐一朝，“建文事”都是一道无人敢触碰的禁忌。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不义和残暴会被时间冲刷干净。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违背世道人心的罪行日益成为加诸王朝身上的一道诅咒，时不时地对它的合法性发起难以应对的严峻挑战。

报应很快降临到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的头上。历史有时总是惊人的相似。同自己的父亲朱元璋一样，朱棣也有两个性情气质截然不同的儿子：太子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朱高炽（即后来的仁宗）仁厚良善，满心渴望将儒家经典中描绘的“王道”理想付诸现实。而朱高煦则强悍暴烈、精力旺盛，活脱脱就是又一位燕王。

与谨慎的朱元璋不同，朱棣从不掩饰自己对长子的不喜欢和对汉王的欣赏，并不止一次流露出想要立朱高煦为太子的念头。但在全体朝臣近乎团结一致的反对下，最终只得无可奈何地立了燕王时代就已被朝廷册封为“世子”的朱高炽。这里面恐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朱高炽生了一个被朱棣视为掌上明珠的“好圣孙”，也就是后来的宣德皇帝朱瞻基。

但即便如此，朱棣仍不能忘怀他的那位次子。史载，有一次他竟然抚着朱高煦的肩膀对他说：“勉之，世子多病。”这就为日后的干戈埋下了伏笔。

体弱多病的朱高炽只做了十个月皇帝就病逝了。按照史书的记载来分析，身体肥胖的他应该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在针对建文旧臣的问题上，他的继任者、开明务实的明宣宗朱瞻基基本上延续了父亲的宽松政策。由于他们父子任人唯贤、止戈休兵、体恤爱民，明朝出现了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史称“仁宣之治”。

宣德元年（1426年）九月初，在朱瞻基登基一年后，他那迫不及待的叔父（虽然朱高煦对他的兄长、太子朱高炽素来不敬，但后者即位后对其宽大为怀，再说这位洪熙皇帝在位仅十个月，因此汉王与朝廷还算相安无事）终于跳出来发难。他指责自己的侄子败坏永乐皇帝朱棣立下的“祖规”，大肆任用“奸臣”。这些指控几乎照抄了二十多年前朱棣对自己侄子朱允炆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