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谁才是真正的王牌（第5/6页）

在等级如此森严的权力体制面前，帝国的权力枷锁对于藩王们来说，往往是形同虚设的。朱元璋如此袒护自己的子孙，那么官员们也不愿意给自己找事。藩王们常常做出违反帝国法度之事，所辖地区的老百姓常常遭受祸害。如今建文帝“开门纳谏”，而且纳的都是检举藩王的谏言，官员们便放下先前的心理负担，纷纷出来检举揭发。

京官们忙着从地方收集情报，地方官员也没有闲着。整个大明帝国朝野上下弥漫着削藩前的紧张空气。于是有人告齐王，有人告岷王，还有人站出来告湘王。湘王朱柏也是个文雅的读书人，性情收敛，并不招惹是非，这次也被人告发，一时又无法为自己澄清，觉得自己身为藩王，地位尊贵，哪里能够受得了狱吏的羞辱，最后自焚而死。

在朱允炆看来，不管你是安分守己的藩王，还是包藏祸心的藩王，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帝国一把手的他所关心的只是分封制的存与废，只要分封制一日不根除，藩王们就有拥兵自重的资本。对于帝国中央权力集团来说，分封制存在就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分封制的废除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一旦决定废除，就要考虑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在建文帝削藩之前，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他考虑：第一，是不是所有的藩王都要削废？第二，削废藩王如果分批进行，那么谁先谁后？第三，削废是一削到底，还是浅尝即止？

可是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却毫无章法可言。首先，最应该削的偏偏不敢碰；其次，赶上谁就削谁，毫无计划性；再有就是削与废同时进行。不只是削去军权，藩王本人还被废为庶人。“庶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藩王们本来都是朱元璋的皇室血脉，可建文帝却要削其权，夺其皇籍，直接将他们贬为“庶人”。周王被废，就叫“周庶人”；代王被废，就成了“代庶人”。

朱允炆就这样毫不客气地将自己的皇叔们都扫出了皇室，将他们从藩王直接贬为普通老百姓。这种做法显然是防卫过当，夺权本来就已经触动了藩王们的利益底线，如今又加了一道削夺皇籍，更是让藩王们难以忍受。一时之间，帝国上下满城风雨，人心思动。

这种做法最为直接的效果，就是把所有藩王的势力都推到了燕王朱棣那边。

从建文帝上台后的第三个月削夺周王爵位开始，到建文元年六月岷王朱楩被废，在这短短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建文朝廷连续削废了五位藩王。

建文朝的政治权柄由“三驾马车”为首的文官集团执掌。此时的帝国人事结构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人员配置极不合理。无论是齐泰、黄子澄，还是后来的方孝孺，他们都不具备军事才能，用兵打仗对他们来说只能是纸上谈兵。建文帝也是一个书生，四个书生合在一起，顶多算是一群书生。

一帮书生对波诡云谲的帝国权力斗争不明其道，最终只能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建文帝的软弱及其智囊团的偏激，让削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准星。面对多项选择，无论是建文帝还是他的智囊团都缺少真正理性而智慧的判断，原本主动的优势就这样转化为劣势。

建文君臣动手削藩的速度并不算太慢，在朱元璋死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建文帝就示意黄子澄和齐泰等人研究此事并且付诸行动。但让人费解的是，太祖宾天，诸王奔丧，对于建文帝君臣来说，这本来是朱元璋在冥冥之中为他们创造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朱允炆却轻易放过了这样的机会。

朱允炆明诏诸王不得来京奔丧，燕王朱棣走到淮安之地又折回了北京。建文集团白白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实际上，朱允炆本人不是没有考虑到利用诸王来京的机会削夺他们的权力，主要是他的削藩思想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左半边脑袋考虑的是夺去诸王手中的兵权，右半边脑袋又不想丢了皇族亲情和皇家的脸面。这种纠结的心态贯穿了建文帝削藩的整个过程。

如果建文君臣能够利用朱棣等人来京奔丧的机会，将各路藩王一举拿下，也就没有后来的征战杀伐，皇权易主。可建文帝朱允炆并不想惊动皇祖的陵寝，他更没有勇气打破儒家信奉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再联系到建文帝后来讨伐燕王时所下的“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的命令，便会知道朱允炆的主导思路是，削藩可以，但是不能让他背上道德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