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家天下的“关门游戏”（第4/8页）

对抗桓温的过程，就是谢安一步一步巩固家族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王坦之以外，最重要的盟友还包括琅琊王氏的王彪之。后来司马昱死后，王彪之更是与谢安一起并肩抗桓，替司马氏保住了江山。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裙带关系越多，权力的私有化成分就会越重。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就是要把官家的权力机构变成家族部门，把正式权力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这也是为什么在封建官家制度中，官与民在对权力的认识上会产生激烈冲突的根本原因。

家族硬权力往往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

隋唐帝国曾经为了遏制家族硬权力带来的权力私有化的恶性蔓延，在用人制度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推出了科举制度。希望一个帝国能够以绝对皇权的权威来限制家族硬权力的恶性蔓延。但是当官僚集团呈现出强势的姿态，皇权被削弱的时候，这种家族硬权力就会变成群雄逐鹿的资本。

分析谢氏的裙带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特点：一是跟同乡通婚，比如跟陈郡袁氏；二是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此外还特别重视“亲上加亲”。在谢玄这一辈人的十四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士族之外的人通婚，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大家族，还有的主要是跟殷、庾、郗等著名士族联姻。当然，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叠关系和近亲结婚（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为了权力的递延，家族通婚怎一个乱字了得。比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妹，但他女儿又嫁同郡殷浩堂弟殷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殷浩跟谢尚是连襟，同时殷浩又是谢尚的亲家；谢玄女儿嫁袁质儿子袁湛，袁湛妹嫁谢玄侄子谢重，等等。

谢家以裙带关系保持士族地位的方式方法一直延续到齐梁。这时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由盛而衰时期。

一是刘宋时期，由于谢氏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婚姻对谢氏保持优越地位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据统计，谢氏与刘宋宗室联姻六例，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南阳刘氏和同郡袁氏、殷氏各二例，颖川庾氏、荀氏和顺阳范氏各一例，郡望未明曹氏一例。

在这些婚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皇室的联姻大幅度增加，这是大家相互利用产生的结果。

对于刘宋皇室来说，因为刘家出身社会底层，开国皇帝刘裕在谢玄组建北府兵时还只是一名应招而来的新兵蛋子。因为出身低微，刘宋建立政权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自家的社会地位，缩短与名门望族之间的差距。如何在最短的时间缩小差距，那就是与豪门士族建立婚姻关系，以此为自己洗底。

为此，他们还制订了一条所谓“尚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联姻大计。在谢氏一方，因为对权力的操纵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为了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去寻求新的政治靠山，正所谓“与国为婚者，无问俊庸，皆登显贵”。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与皇室联姻的目的，他们不管女儿嫁的是痴呆丈夫，儿子娶的是智障媳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尽办法去打通家族的权力管道，不至于堵塞。

二是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上门联姻的显贵也逐渐变少。主要的婚姻可考者十五例，其中彭城刘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各三例，河南褚氏、琅琊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郡望未明关氏各一例。在十五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一百余年，共六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梁武帝本来想把女儿嫁给谢家子弟谢谟，可看到谢家越来越潦倒，就想改嫁张弘策的儿子。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然混到连行伍出身的张弘策的儿子都不如，可见谢氏的家族硬权力已经无法再度崛起，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回忆是美好的，现实却总是冰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