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酷吏的伤害边界（第8/9页）

尹赏干了一辈子酷吏工作，在临终之际的现身说法，可谓一语道破官家制度下权力运行的潜规则。也就是说，权力集团动不动搬出儒家经典来教化子民，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更喜欢那些挥着权力大棒的酷吏。尹赏这句话是对自己一生宦途的总结，他的经历就是一部政治投机史。他在粟邑、频阳两县都担任过县令，就因为手法太过狠毒而被免官。但时间不长，又再度被起用。起用后，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酷名远扬。就连首都长安的社会治安恶化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皇帝都会想到尹赏。他从一个地方县令被调拨到长安县令的位置，皇帝对他非常信任，让他“得一切便宜从事”。怎么有利于工作，你怎么干。

酷吏出身的尹赏走马上任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打造出全国一流的黑狱。史料记载，尹赏“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花这么大的力气建造一座关押犯人的“虎穴”，对于尹赏来说是值得的。这个巨大的人间地狱建成后，尹赏决定试一试他的威力。他将长安县所有官吏召集起来，决定来一次“打黑”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官府出动了数百辆警车，将长安城里有黑社会嫌疑的人全部抓捕归案，然后投入“虎穴”。几天以后，数百人就这样被活活闷死在地牢中。

我们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酷吏横扫一切的严刑峻法就是传说中的“法治”。酷吏使用严刑峻法的目的，是为了取悦自己的主子，让自己在权力集团内部的利益分肥中能够占据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酷吏之酷的出发点，与为民解忧无关。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一群手握合法伤害权的大流氓去消灭手握地方“黑权力”的小流氓。

尹赏走马上任不到半年的时间，长安城的社会治安大为改观。尹赏也因此受到嘉奖，升为江夏太守。尹赏这样的酷吏看起来是“法治”的代言人，手中握着的是正式权力，但事实上，他们是打着正式权力的旗号，干着非正式权力的勾当。酷吏的手段看着够威够力，但也不是毫无风险的。张汤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例证，由于酷吏诛杀的盗贼及吏民太多，对官家权力造成的破坏性也就越大，这种破坏性带来的反弹或反抗会成为受伤害方反伤害的利器。受伤害方的被伤害程度是有底线的，而酷吏一再打破伤害底线导致风险递增。尹赏的结局比张汤要好得多，虽然他因为“残贼”之罪被免官，后来还是被官家重新起用，任右辅（即右扶风郡)都尉(军区司令)，不久升为执金吾。尹赏在官场的升迁与他的暴力执法是成正比的：残暴指数越大，官运指数也水涨船高。

分析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梳理出酷吏的四种结局：

第一种结局：中国古代的官家制度对普通老百姓的压缩有个度的把握，但是酷吏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会一再试探这个底线。这样就容易激起很大的民怨，等到平民的愤怒达到临界点，就有可能出现暴乱。这时候，权力集团为了平息民愤，会将酷吏斩杀以示天下。西汉酷吏宁成被免去官职，汉武帝想要任命他为郡守。这时候，御史大夫公孙弘劝阻道：“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意思是说，用宁成治民无异于用狼来牧羊，狼会将羊都吃光的。汉武帝没有听从公孙弘的建议，还是任命宁成为关都尉，后又升为太守。当地老百姓还编了一首歌谣：“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可见老百姓有多么怕他，怕他比怕正在喂哺幼虎的母老虎还厉害。这样的虎狼官吏，正是官家统治的需要。汉武帝也不是傻子，他又怎能不知道宁成的虎狼之名。皇帝自然有自己的利益计算，在这里就出现了一种权衡：那就是虎狼酷吏治羊群使羊群驯服有害，还是他们残害羊群更有害。在这种权衡之下，官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当虎狼酷吏残害百姓突破官家权衡的底线，他们就会用权力的藩篱将酷吏关起来(下狱或者免官)。等到有羊群不听话，官家还是会打开藩篱放虎狼入场。如果这帮虎狼野性太甚，侵犯到权力集团的总体权益，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死得很难看。如西汉另一个酷吏王温舒，一个月将自己所辖郡县河内的地方豪强全部抓获，并且诛杀，受到牵连的有上千家。为了和时间赛跑，王温舒发挥了一个酷吏应有的聪明才智。他上任的时候是九月份，按照当时的法律条文，死刑犯须当年结案，否则就不能执行。为了赶时间，王温舒让郡县官府准备了五十匹马，事先等候在河内和首都长安之间。按照规定，死刑案全部要报朝廷核准，一些有权势的当事人以为，从河内到长安往返需要很多天。他们还能来得及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消灾，王温舒用五十匹马接力传递，仅用两天时间就拿到了朝廷的批文。王温舒是个快刀手，他将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在一天行刑，流血十余里。当然他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被朝廷诛灭五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