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杀熟”是历史转型的死结（第5/6页）

借用一套经济学里理论来分析权力成本和收益，造反之类的事对于权力成本和收益来说都是最高的，当皇帝的收益就不用多说了。总之，与当皇帝的收益相比较，任何权力成本都会相形见绌。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也就难保不让人怦然心动。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和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

作为朱元璋来说，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动用手中的皇权来加大处罚的力度，比如动用灭九族、凌迟等超出人类承受极限的手段来提高造反者的入市成本。这样一来，那些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就会选择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造反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但话又说回来，当皇帝的权力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免蠢蠢欲动。在皇帝的眼里看来，那些曾经跟他出生入死的功臣，个个都是风险爱好者，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在朱元璋看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蓝玉这些以冒险为乐趣的功臣们来说丝毫不起作用。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队伍，确保自己的江山永固。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血腥的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生就有罪，谁让他们拥有造反能力呢。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防功臣都像防贼一样。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过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新朝建立不久，他就申请告老还乡。自己退休还不算，他还顾虑到儿子朱同将来也难保平安无事，就特地向朱元璋请求赏赐“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松口：“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面对开国新皇必然会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分离并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口头承诺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实际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主动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就可以让皇帝安枕无忧，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北宋开国上演的“杯酒释兵权”的大戏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

我们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了发动政变的能力，也躲过了皇帝的刀斧。但是对于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更何况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显然不能让皇帝安心。

比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太子李建成。为何李世民交出兵权还要面临被清洗的风险呢？

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