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杀熟”是历史转型的死结（第4/6页）

宋太宗赵光义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国家来说，面对的不是外患，就是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因为无形则让人无从察觉。

这句话也同样道出了皇帝在处理与功臣关系时的那种无奈：那些有反骨的功臣没有把大大的反字刻在脑门上，那些忠心不二的功臣也没有办法来鉴别。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如果皇帝和功臣们能够掌握一种密码，我们姑且把这种密码称之为权力分离码。这种权力分离码能够让皇帝破译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而且不会混同。这样的话，这道权力困惑的难题或可解决。可这只是设想，却无法付诸实施。更何况帝王的权力操守也因人而异，就算有这种权力分离码，他们也未必会当回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洪武年间那场血雨腥风，也就是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

由于开国功臣的权力特殊性，造成了明朝建国初期权力系统的一种三权分肥的现象，也就是相权、将权、皇权的权力分肥制。对于将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的朱元璋来说，这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朱元璋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他无法接受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有的是手段，多的是权谋。如果自己不出手制服，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朱元璋决定先拿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太子朱标劝阻父亲“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很生气，扔给他一根荆棘枝，让他捡起来。朱标怕刺扎手不敢拿。朱元璋冷冷地说：“我这是在替你拔刺啊！”

抱着为子孙拔刺的朱元璋将诛杀功臣的行动推向极致，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不依不饶拿他大作文章，将他的罪行逐步升级，不断扩张打击面。胡惟庸的罪状被定性为“通倭通虏”，也就是投敌卖国。在任何时代，卖国贼都是全民公敌，死不足惜。

胡惟庸的被杀算不得冤假错案，有自取灭亡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因为一个胡惟庸，将大批无辜的开国功臣卷进来，这是令人发指的。胡惟庸案是朱元璋传递的一个信号，他要没收相权，重整一个崭新的权力系统。既然杀戮已开，杀一个也是杀，杀一万个也是杀。朱元璋索性将所有怀疑对象都冠上“胡党”的罪名，一网打尽了。

有人评论“胡案”，“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这句话道破了皇帝与功臣之间的那点猫腻。

蓝王党案也是同样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战场上的一员猛将，曾经立下赫赫战功，有常胜将军的美誉。洪武二十年（1387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随着权力筹码的不断增加，蓝玉变得骄狂傲慢。而与此同时，朱元璋也正将另外一张大网悄然张开，网中之鱼犹未察知。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注定又将是不平淡的一年。随着胡惟庸的倒台，朱元璋取消了丞相这个沿用了千年的官职，也将相权直接收归中央。昔日的三权分肥，成了皇权和将权的直接对视。当朱元璋将目光锁定在蓝玉那张骄狂的脸上，有人嗅到了不祥的气息。锦衣卫指挥蒋献在朱元璋面前诬告蓝玉有“谋反”之意，功臣谋反，这是朱元璋心头最为在乎，也最为难解的一道死结。一个无中生有的罪名，一通有模有样的审问。最后的结果让整个帝国为之战栗，“蓝玉案”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是继胡惟庸案之后又一场腥风血雨。此案让大明王朝的开国将领所剩无几，将权受到重创。随着相权和将权的相继沉陷，朱元璋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治家，大明王朝也由此翻开了君主集权的一页。

我们可以从朱元璋让御用文人写的《逆臣录》中看出，那些被诛杀的功臣们都是死得稀里糊涂，摊派在他们头上的罪状根本经不起推敲，稍一推敲就破绽百出。按照书里记载，一个叫蒋富的人供述，蓝玉领兵回来，请朋友们喝酒，这个叫蒋富的人也在列。也正是因为这次酒宴，蓝玉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我跟你说个事。我有心想谋反，你回头来帮帮我，事成之后共享富贵。而这个蒋富只是蓝玉家的打渔网户，能不能摊上与蓝玉一起喝酒，都是个谜啊！

另有一名叫张仁孙同样供述，蓝玉出征回来，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人准备好武器等候自己的号令。这个张仁孙只是乡里的染匠。造反这么重大的事，一代名将蓝玉的表现却如此业余，与他的“常胜将军”威名不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