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终曲：纳粹的遗产（第5/6页）

1995年是奥地利向黑暗历史的余波妥协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奥地利庆祝了第二共和国成立50周年，并加入了欧盟。4月27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和一个展览，展现了该团体——也暗指奥地利——对纳粹主义的妥协。庆典音乐会上演出了被纳粹当局查禁的作曲家的作品，演员克劳斯·玛利亚·布朗道尔（Klaus Maria Brandauer）穿插在音乐之间，念出纳粹文本中的一些段落，以展示“纳粹对犹太作曲家的残暴和荒谬态度，以及利用莫扎特等音乐偶像来宣传自己的行径”。这些片段是奥利弗·拉特科尔布挑选的，指出“纳粹审查制度的荒谬性，活着的和死去的作曲家都因此受害”。但这些文本也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反犹言论在1938年之前其实就在奥地利音乐界遍地都是，纳粹从中找到一片肥沃的土壤，从而能够把自己针对音乐界犹太人的运动拓展过来”。[594]

11年后，奥地利的立场进了一步：莫扎特不仅被政客们视为一个奥地利人，也被视为一个欧洲人。无论是不是巧合，奥地利在2006年这个莫扎特年的上半年成为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有这个机会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真是令人无法抵御。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Wolfgang Schüssel）邀请欧洲政要在萨尔茨堡参与一个题为“欧洲之声”的会议，代表们在会上试图“找到并说出许多公民……对欧盟宪法条约文本感到不安的原因，并寻找解决方案，找到问题的答案”。会议被安排在1月27日开幕，这一天正是莫扎特诞辰250周年，正巧也是红军解放奥斯维辛61周年。

许塞尔在欧盟理事会开幕致辞上敦促同行们把这两件事看成欧洲身份的两极。“真正的欧洲天才”莫扎特反映了美好的期许和天堂的景象，而奥斯维辛反映出现实中的失败、罪孽和邪恶。因此，他总结道：

莫扎特能给我们一些答案，或者帮我们找到答案。他出生并生活在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也许这是值得让今天的欧洲公民记住的……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莫扎特本人像一股旋风一样游览过整个欧洲，在欧洲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莫扎特已经感知到法国大革命即将到来，与此同时给出了如何让事情重新有序的答案——不是用武器，而是用音乐。在《魔笛》中，追捕者和军队被一支魔笛停下，跳起舞来。[595]

不幸的是，许塞尔劝诫同行说，他们应该去思考欧洲“不只是一个经济理念”，而应该“找到共同的文化认同，思考是什么让欧洲团结起来，它的边境在哪里，目标是什么，有怎样的可能性”。他得到的回应却各式各样。甚至在他发表这个演说之前，布鲁塞尔的官员们就觉得他把这位奥地利作曲家和欧洲宪法相联系的想法好笑而又绝望。一个官员甚至开玩笑说“莫扎特的精神中唯一对这部宪法有用的应该是他的《安魂曲》[596]。

揭开旧伤

一些欧洲爱好者也许已经注意到，许塞尔想把莫扎特呈现为用音乐超越国界、在整个欧洲都宾至如归的人，但他没有得到奥地利自由党（FPÖ）的全心拥护。该党是他的联合政府中的一个次要党派。2005年12月，捷克旅行社（Czech Tourist Agency）设计了一个广告，以促进奥地利人访问该国。维也纳到处贴着海报，上书：“莫扎特来了五次捷克，你呢？”奥地利自由党因此掀起一阵风暴。该党发言人约翰·赫尔佐格（Johann Herzog）对这些海报表示不满，要求把它撤掉。他认为，这样的信息“扭曲了历史，侮辱了在‘二战’后被赶出捷克的苏台德意志人……捷克人试图创造一种印象，即捷克共和国一直存在于它现在的国土上。但莫扎特从未访问过捷克共和国。你只能说他访问了波希米亚，而布拉格当时是被看作日耳曼城市的”[597]。

虽然捷克旅行社坚守立场，拒绝撤下海报，但这样的攻击无疑会揭开边界问题的旧伤。尽管如此，在捷克音乐中心发表于2006年4月的周年纪念文章《布拉格对莫扎特意味着什么》中，捷克莫扎特协会主席托米斯拉夫·沃列克（Tomislav Volek）还是没有提到奥地利自由党的反对意见。他更担心的是近期关于莫扎特的学术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日耳曼中心倾向。他的批评主要指向《莫扎特辞典》（Das Mozart-Lexikon）。这是一部900页的巨著，由维也纳的著名学者格诺特·格鲁伯（Gernot Gruber）编成。沃列克带着怒意和嘲讽提醒道，这部辞典里没有“布拉格”词条，而这个城市是在莫扎特生涯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城市之一。考虑到辞典中不仅有关于萨尔茨堡和维也纳的详细条目，还有德累斯顿、莱比锡、柏林和美因茨，这个疏忽就更无法解释了。《莫扎特辞典》也没有专门的“米兰”词条，虽然莫扎特有三部歌剧是在米兰首演的。以此为据，沃列克认为，“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部由德国出版社出版的书里对历史的某种系统化扭曲。有没有可能，有些人想给读者一种印象，即莫扎特主要是德语地区的一个现象，只在巴黎和伦敦有些插曲？”沃列克点名指责格尔诺·格鲁伯，说他还没有克服“贬损了他早先的著作《莫扎特和子孙后代》（Mozart und die Nachwelt，1985）的习惯，即对史实采取令人尴尬的政治化观点”。格鲁伯在书中扭曲的一个史实是，他声称莫扎特是布拉格反对捷克民主主义运动的重要因素。沃列克写道：“如果像这样的文本是在战时写的，是在纳粹占领布拉格时期写的，那不奇怪，但是在1985年？”[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