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莫扎特在海外（第3/13页）

派泽尔并未详细评论演出质量，只说它“是以室内歌剧那种亲密的风格演的，而不是以更大、更震撼的规模，没有奢华的音乐和布景”，优秀的团队合作和音乐质量都不亚于他近期在其他德国歌剧院里看到的演出。这位批评家注意到，尽管库尔特·辛格尔的制作使用了“被纳粹德国最近禁止了的自由而幽默的风格”，它所用的幽默并不像这部作品本可表现的那样犀利。也许更有启示的是他的结论。虽然用一个基督教隐喻来描写一件专属犹太人的事情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他证实观众对这场演出表现得格外热情：

演出情绪高涨，观众的行为对此形成映照。这是真正的亲密氛围，几乎所有咏叹调结束后，观众都报以掌声。然而，观众聆听莫扎特那神圣的喜剧逐渐展开时的方式，他们表现出来的静谧的高贵，却有难以解释之处，又令人难以置信地感动——这种精神不知怎地让人想到早期基督徒聚集在地下墓穴里敬拜先圣的情景。当歌剧结束、观众出现在大街上时，扭曲的十字架和纳粹冲锋队的皮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臭不可闻。[249]

《费加罗的婚礼》整个11月都在演，一直演到12月。它的成功鼓励犹太文化联盟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歌剧公司——文化联盟歌剧院（Kulturbund Oper），并把其他作品加入演出剧目。1934年2月，文化联盟歌剧院把《费加罗的婚礼》的制作带到了布莱斯劳。根据1934年3月发表于《文化联盟德国犹太人文化月报》（Kulturbund deutscher Juden Monatsblätter）的一份报告，该公司克服困难，把适合私密的小型剧场的制作成功地转到一个近1700座的大剧场。[250]在文化联盟歌剧院的第一季演出结束时，库尔特·辛格尔为未来几年的计划做了草案，清楚地显示他非常希望把更多的莫扎特搬上舞台。他非常想上演《魔笛》，而在1935年提交给宣传部的方案中，他提出要上演《女人心》。[251]

不幸的是，这两个计划都未能实现，因为辛克尔越来越限制辛格尔选择剧目的自由。1935年6月27日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报道说，“犹太人在自己的社群里创造了如此纯粹的德国文化氛围”，已经被纳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252]辛克尔的报复是，要求犹太文化联盟在未来的活动中只上演犹太作曲家或外国人的作品，像莫扎特这样的“雅利安”作曲家将严格禁演。1935年夏季，在柏林，这种文化上的种族隔离政策加速了。辛克尔和国家秘密警察达成一致，认为必须更紧密地监视联盟的活动。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犹太文化联盟中的负责人“现在必须展示他们能为和他们同种族的同志们做些什么。只要他们不掺和我们的德意志文化生活，我们也不会打扰他们……德国和她伟大的文化财富属于德国”[253]。

在如此公开宣布之后，辛克尔不可能再同意文化联盟歌剧院上演莫扎特的歌剧。1935年11月，《女人心》的带妆彩排已经举行，纳粹当局却禁止该剧上演，让辛格尔深受打击。这项禁令被海外的纳粹反对者看作进一步侵蚀犹太人公民自由的证据。例如，11月10日，反纳粹的捷克社会民主党旗下周报《新前进报》（Neuer Vorwärts）头条大标题为“犹太人被禁止演出莫扎特”；11月16日，《曼彻斯特卫报》称这部歌剧的撤演为“纳粹头脑那奇特而卑鄙的恶意”的明证。[254]

虽然辛克尔成功地阻止了辛格尔在柏林上演更多莫扎特的作品，他的规范性政策在德国首都以外地区的执行力度要小得多。因此，1936年5月，犹太文化联盟法兰克福分部上演了舞台制作版的《后宫诱逃》，由汉斯·威廉·施坦伯格（Hans Wilhelm Steinberg）指挥。之后，在同年11月，又上演了《魔笛》，由理查德·卡普（Richard Karp）指挥。[255]甚至在柏林，一场钢琴伴奏的音乐会版《费加罗的婚礼》也成功地在1936年5月于约瑟夫·莱曼学校（Joseph-Lehmann Schule）上演，没有受到辛克尔的阻挠。[256]但是，在接下去的几年里，文化联盟对剧目和发展方向的决定权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大。如果辛克尔之前的指令并不是十分清晰，那日益细致的审查即将到来。1937年5月，辛克尔下令，禁止犹太文化联盟上演贝多芬、莫扎特以及歌德的戏剧。[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