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莫扎特和共济会：纳粹的难题（第4/8页）

甄别以前的哪个诗人或作曲家和某个共济会会所有关系，或和犹太人厮混在一起，同样没有必要。比如，在有些地方，有人说莫扎特曾属于某个会所，而这层关系现在应该被永远剔除。有人指控瓦格纳和犹太人混在一起。有人说歌德毒死了席勒。这种对人物的窥私癖很容易走向一种情形，即，某一天，我们会完全没法再上演任何伟大的英雄先辈的任何作品。如果我们放过这些人，那德国的文化生活很快就会变得肤浅而愚蠢。[112]

戈培尔对鲁登道夫的最后一次谴责出现在1936年12月27日帝国文化局（Reichskulturkammer）的第三次年度大会上。他引用了《柏林地方导报》文章里的一些词句，宣布官方已经禁止鲁登道夫的书继续重印。1938年6月，禁令进一步延续。[113]

一如1936年的席勒一事，医学证据被用来驳斥鲁登道夫关于莫扎特之死的阴谋论。最初是汉斯·霍尔茨（Hans Holz）的一篇论文，该文首先宣读于耶拿（Jena）的席勒大学（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出版于1940年，讲了关于作曲家之死的一些细节。霍尔茨以对莫扎特书信和同时代人回忆的细读为基础，得出结论说，他的死因是结节性红斑（通常和肺结核有关的皮肤肿胀）。重要的是，作曲家或被共济会士毒杀的说法在霍尔茨的文本中未得到任何认同。[114]

《魔笛》和纳粹

纳粹虽已把玛蒂尔德·鲁登道夫对《魔笛》作出的反共济会诠释撇到一边，但仍然面临着如何用意识形态上最能接受的方式向德国公众呈现莫扎特作品的问题。由于在纳粹上台前，学界已经挖掘出压倒性的学术证据，证明要欣赏这部歌剧，其与共济会的关系是根本性的要点，莫扎特专家、剧院制作人和宣传部官员在这一点上要建立任何共识都特别困难。

鉴于当局已能容忍对莫扎特其他作品的意识形态曲解，它并未鼓励对《魔笛》采取类似做法是让人感到意外的。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希特勒本人对这件事的立场。传记作家布莉吉特·哈曼（Brigitte Hamann）在研究希特勒和维也纳的关系时，曾讲到一件时间不明的事：一个“过于积极的人”向元首呈上一份“雅利安化”的《魔笛》新剧本，以取代席卡内德那份“被当成犹太思想产物”的文本。但希特勒显然拒绝了这项提议，明确表示他不想在世人面前显得荒唐可笑。[115]

希特勒肯定在1937年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回忆了这个插曲。在一份专讲过去的伟大艺术品的讲稿中，有一段号召德国人对《魔笛》这样的作品要抱有最高的敬意：

目前有一些经过润饰的诠释，多为时势所致，但将此标准用于强有力的艺术界英雄所创造的伟大文化作品，则是错误的。只有无力欣赏艺术的人才需要用这种极不适宜的方法。但不只是这样。这种方法对我们伟大的过去是不敬的，在史观上是狭隘的。只有一个对民族不敬的人才会因为莫扎特《魔笛》的剧本可能和他的意识形态相对而贬低它。同样，只有不公正的人才会因为瓦格纳的《指环》不符合基督教理念而拒绝它，或者因为《唐豪塞》（Tannhäuser）、《罗恩格林》（Lohengrin）和《帕西法尔》（Parsifal）

在另一方面不符合某些观点的主流而拒绝它们。伟大的艺术作品自身包含了一个绝对价值。这一价值并不是某一种无力对其施加影响的、多少受限于其自身时代的观念标准所能衡量的。[116]

按理说，最高领袖发话警告不准乱动《魔笛》，这事应该一了百了了。例如，赫伯特·盖里克发表于1938年2月《国家社会主义月刊》（NS-Monatshefte）的文章强调了他对希特勒发言的认同，并攻击了那些传播谬论、在意识形态方面修正过去的伟大声乐作品的政权敌对分子。盖里克也指出：“当贪图版税的改编者认为他们比最伟大的音乐戏剧天才更明智，完整或部分地增改情节，置作品的传统诠释机制不顾时，他们就超过了可以接受的程度。”[117]

但是，如果说《魔笛》在希特勒和盖里克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歌剧制作人则继续被其中的共济会维度困扰着，不知道怎样在舞台上呈现它才最好。作曲家、作家罗德里希·莫伊西索维奇（Roderich Mojsisovics）在1934年就纠结着这个问题。他认识到《魔笛》文本中的共济会符号体系和国家社会主义水火不容，提议说，这部作品将来应该以幻想童话的风格呈现，就像它1791年维也纳首演时那样——当时它是被看作一部纯粹的德语“说唱剧”（singspiel）来接受的。[118]然而，帝国戏剧顾问（Reichsdramaturg）过了整整七年才向剧院发出指导意见，建议他们采用类似的操作。与此同时，因为德国众多歌剧院不确定到底能不能上演这部歌剧，导致其流行程度受到可见的影响——1932—1933乐季，德国总共上演此剧195场，到1937—1938乐季则减少到144场。[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