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第4/11页）

纵使“敌人”们友好点头也不行。因为那战士“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于是战士一次次举起投枪。战士是一定要挑战那虚假的“太平”的。

“但他举起了投枪！”

那样的战士，他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一生都在呼唤“这样的一种战士”，然而于他似乎终不可得。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战士”是要求太过苛刻的战士，因为几乎等于要求他视其以前的所有文化如粪土。因而鲁迅只有孤独而悲怆地，自己始终充当着这样的战士。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他想到自己的死并确信：“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这都由于鲁迅对他所处的时代深恶痛绝。而那一个时代，也确乎腐朽到了如是田地。

然而尼采真的是鲁迅所期望诞生的那一种战士吗？今天倘我们细细研读尼采，便会发现，写过一篇杂文提醒世人不要“看错了人”的鲁迅，自己也难免有看错了人的时候。鲁迅认为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只不过是“瞒和骗”的文化，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只不过是“瞒和骗”的继续，认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真相，只不过是“吃人”二字。鲁迅要从精神上唤醒的是自己的同胞。

尼采要从人性上“改良”的是全人类。尼采认为在他以前，地球上的人类除少数智者，其余一概虚伪而又卑鄙，根本无可救药地活着。因而慈悲者、说教者、道德家、知名的智者、学者、诗人，乃至贱氓（即穷愁而麻木的芸芸众生），一概都是不获他的“改良”，便该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干净的东西。纵然少数他认为还算配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应接受一番他的思想（或曰哲学）的洗礼。

他唯一抱好感的是士兵，真正参与战争的士兵。他鼓励一切士兵都要成为他理想之中的战士：“你们当得这样，你们的眼睛永远追求一个仇敌——你们的仇敌。你们中有许多人且要一见面就起憎恨。”“你们要寻找你们的仇敌，你们要挑动你们的战争。”“你们当爱和平，以和平为对于新的战争的手段——并爱短期的和平甚于爱长期的和平。”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为了发动更大的战争你们需有短暂的和平时期储备你们再战的锐气。“战争和勇敢比博爱做着更伟大的事情。”“你们问：‘什么是善？’——能勇敢便是善。”“你们必须骄傲你们能有仇敌。”“所以你们这样过着你们的服从和战斗的生活吧！长生算什么呢？战士谁愿受人怜惜？”所以，希特勒向墨索里尼祝寿时，以尼采文集之精装本作为礼物相赠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向士兵分发尼采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小册子，命他们的士兵满怀着“比博爱做着更伟大的事情”的冷酷意志去征服别的国家和人民，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当德国士兵那么灭绝人性地屠杀别国人尤其是犹太人时，可以像进行日常工作一样不受良知的谴责。因为“查拉图斯特拉”说：“仇恨就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永远不要停止工作。”当然，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不能归于尼采。但，一种自称旨在“改良”人类的思想，或一种所谓哲学，竟被世界上最反动最恐怖的行为所利用，其本身的价值显然便是大打折扣了。

鲁迅却又终究是与尼采不同的。鲁迅并不自视为中国人，更不自视为全人类的思想的上帝。鲁迅固然无怨无悔地做着与中国旧文化孤身奋战的战士，但他也不过就视自己是那样的一个战士而已。并且，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之下，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却连那样的战士也不是的，只不过是这俗世间的一分子。

鲁迅自己曾在一篇文字中这样形容自己：“我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亩地，可以的；李家要我翻一弓田，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牛乳。我虽深知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是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