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争夺（第7/11页）

其实，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中，运动战思路也难以真正得到贯彻。根据对国民党军主攻方向的判断，14日，林彪、聂荣臻向朱德提出建议：“我军主力目前宜隐蔽于千善、石嘴以南诸地，而以一部伪装主力在现地诱敌，主力准备突击经河西前进之敌，和准备突击向大田市、溪口前进之敌。如周（浑元）纵队联合向南采取跃进时，我们更便于突击他。”[297]16日，林、聂再次提出：“即令在敌人采取编成两个纵队同时架河而上的行动，我一三军团亦不应分开。”这一建议实际是主张将主力收缩，待国民党军充分展开后，再待机出击歼敌。所以他们强调：“如三军团在现地不动，不仅不便于对付敌人自由河西前进的情况，对令地方队，对敌经河东活动南进时亦成了在正面和距敌的短距离内阻敌。”[298]而彭德怀、杨尚昆则判断国民党军将由盱江东岸南进，主张：“我主力应在芙蓉塅、大罗山地带与敌决战，以充实的一营固守延福庵，扼守制敌两个纵队不易联系……以第六师自延福庵至大罗山钳制樊纵队，以四师三师一军团十三师为突击兵团在芙蓉塅、里峰地域决战。”[299]这种运用主力在芙蓉塅、大罗山山地地带与敌决战的设想，和中革军委一段时间来实行的防御思路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但是，虽然山地作战有利于防御一方尤其像红军这样火力较差的防御者，但这一战地事实也在国民党军预料之中，难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所以，林、聂等的设想可能包含着更多的制人而不制于人的争取主动思路。不过，彭德怀和中革军委也许可以辩解，根据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的一贯方针，他们“取逐步构成野战工事节节推进以求得火力掩护的可能极多……未完成前两翼暴露南进广昌的可能减少”。[300]在此情况下，林、聂的设想固然不错，但不能排除落空的可能，而放弃在大罗山山地地带作战，广昌也将陷入无险可守的境地。所以，大罗山的阻击战仍然成为当时背景下的逻辑选择。

4月19日，国民党军在判断红军主力集中于盱江东岸地区后，转调部分兵力用于东岸，开始向该地区的延福嶂、大罗山一带红军主力发动进攻。上午10时半国民党军第六师开始猛攻大罗山，“未刻占领大罗山五二五七高地”。[301]由于一军团未按预定时间赶到战场，红军对延福嶂、大罗山一带阵地并未取固守态势，据周恩来报告：“三军团主力七时半到马鞍寨、磜上，他们未依军委突击攻大罗山之敌，而拟待敌攻天井围、墓坑时再突击。”[302]而据三军团的命令：“我军以于邓家庄、石源、浮竹、大罗山地带突击该敌于我防御地带之前而歼灭之为目的。”[303]为此，红军集中6个师兵力分左、中、右三队向大罗山一线进发，左路为第十三、第六师，中路为第四、第五师，右路为第一、第二师，准备取三路包围之势，突击并消灭深入红军防线的敌人。

国民党军占领大罗山后，一度曾继续向纵深追击，第十八旅旅长向该师师长报告：“当面之匪击溃后，向大罗山东南溃窜，我已派队追击中。”但是，第六师师长周嵒在下午3时半下达的命令中根据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以来一贯的稳扎稳打方针强调，该部应“迅即构筑守备公事限本夜完成”。同时，该部第三十六团九连攻至红军重兵集结的天井围附近时，请求炮兵予以火力支持，周嵒当即指示：“一、天井围过于突出，该团第九连应在炮火掩护下，即行撤回。二、大罗山至平山间工事，须迅速构筑。”[304]国民党军的如上处理，使其能避免深入红军阵营。

当晚，红军主力完成集结，19时左右，向大罗山一线国民党军第六师、第七十九师发动猛烈反攻，准备歼灭突进之敌。国民党军凭险顽抗，据守大罗山的第六师十八旅三十六团团长李芳在率部向红军反击时被炮火炸死，由该团第三营营长接替指挥。是役，红军志在必得，集中了几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队，反攻“炮火极为猛烈，双方死伤亦极奇重……战斗时间竟达十五小时之久，可谓作战以来仅有之剧烈斗争”。[305]战至20日凌晨3时许，红军虽然集中了最精锐的主力部队，仍未实现歼灭敌军的目的，被迫撤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