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争夺（第6/11页）

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广昌应否防御问题上，红军高层看法基本一致。李德回忆：“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因为他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带的道路。此外他们认为，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288]这一说法可从周恩来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每个同志都要认识，敌人这次占领广昌的企图，与以前四次战役更有着不同意义的形势。敌人在持久战略与堡垒主义的战术下，进占广昌是其战略上重要的步骤，是深入中区，实行总进攻的主要关键。我们要为保卫广昌而战！战斗胜利了，将造成敌人更大的困难与惨败的条件，将造成我们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更有力的基础。”[289]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中共在战略抉择上受政治、经济背景制约，选择空间反而受到影响。初期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规模相对较小，资源供给也较多倚赖打土豪的收入，大规模后退和前进的运动作战游刃有余。而随着红军的扩大，苏区周围土豪被打尽，对资源吸取的正规化（如税收制度的建立），红军再要流动作战已不像初期那样较少顾忌。湘鄂赣就反映：“如果红军在有时候未打的（得）胜仗，说红军是吃饭的，所有慰劳品，都不送去了……前次敌人进攻万载，红军没有与之抵抗，就说红军是吃饭的，更是说把红军吃，很（肯）把狗吃。”[290]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提到如果实行诱敌深入，“当地老百姓就会对我们失望，我们就会丧失补充红军队伍的可靠来源”。[291]这样的群众反应事实上代表了红军在新形势下所应承担的义务，这是中共制定全盘战略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与此同时，红军内部也不无压力，国民党方面收集的有关资料谈道：

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唯其眷属及所分得之田地，均在苏区，若为国军所占，则向之藉以维系彼等者，自失效用。我军占领广昌后，该县籍之匪兵，日久势将渐渐离异逃逸，影响匪军本身之战斗力，故有不得不死守广昌之苦衷。[292]

另外，国民党方面还注意到，红军“时时提出夺取中心城市之口号，但是日久终未见诸事实。加以受我军物质封锁，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自五次围剿后，每次战役，均打败仗，伤亡残废者，触目皆是，因以人人自危，个个灰心。即所谓坚决分子之党员团亦常提出疑难质问，并有逃逸事情发生。上级指挥员，每感难于应付”。[293]

为展开广昌保卫战，苏区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尽力抵挡国民党军的进犯。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直接指挥前方战事。根据中革军委当时的解释，其主要作战方针是：“1.集中红军主力打击和消灭敌之主要进攻。2.以必要的兵力尽力钳制其它方面。3.派遣得力的地方独立部队，挺出敌人近的与远的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以钳制和调动敌。”[294]可以看出，中共当时虽然迫不得已在广昌实行防御，但还是希望不要把战争打成消极防御。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社论强调：“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发展游击战争，可以使敌人力量很大的分散与削弱，使主力红军的战斗得到更便利的条件。”“建筑支撑点，制造和使用地雷、弩箭等防御武器来打击敌人（这方面赣东北有很好的模范）。但必须反对把中心力量完全放在这个工作的防御路线，并反对乱筑防御工事。”[295]张闻天也指出：“分兵把口，与堡垒主义，是紧密联系着的，这是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又一种具体表现。这种倾向，实际上不但不能保卫苏区，而且正便利于敌人的各个击破。在这里，我们应该清楚指出，积极的发展游击战争，把我们的基本游击队深入到敌人远后方与侧翼去活动，是我们保卫苏区的最好办法。”[296]只是，在总体战略属于被动防御的背景下，局部的小范围的运动战，面对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稳步推进，效果实属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