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第4/9页）

在中共方面积极备战时，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也四下出击，“清剿”分散活动的红军游击部队，巩固其对黎川的占领。10月3日，国民党军得到报告，洵口方向有中共军队千余人活动，周浑元判断其为红军独立团或游击队，于4日下令第六师周嵒部派出三团“前往扑击”。[36]

当晚，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率第三十一、三十四两团及第五师第二十七团向洵口方向进发，5日晨到达洵口后，并未发现红军大队踪影。此后，该部在回黎川还是继续搜索上与指挥部往复协商，一直到6日，侦知飞鸢方向有红军部队后，葛钟山决定“乘机袭扑该匪”，[37]率部向飞鸢进击。

东方军9月底由福建回师，10月5日，奉命向硝石方向前进。6日，红三军团隐蔽到达黎川东北，突出于国民党军的葛钟山部成为红军向前挺进中的顺势攻击对象。6日下午，葛旅大部到达飞鸢后，红军主力突然向其发动攻击，将葛部压回洵口，同时资溪桥、湖坊一带红军自北、南两面向洵口出击，形成合围之势。7日凌晨，东方军下达攻击洵口命令，以第四师、第二十师、第五师对洵口发起进攻。国民党军被困的第二十七、三十一两团在赶来增援的部队接应下，突出包围，随增援部队撤回黎川，第三十四团被围困在洵口村内。据彭德怀回忆：被围国民党军“据守山顶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面无水，再有一天半天时间，即可消灭”。[38]但红军根据既定计划，主力前出进攻硝石，未全力消灭洵口被围部队，10日，国民党军援军到达洵口，将第三十四团残余部队接应回黎川。11月，蒋介石亲自出席仪式，为第三十四团颁授荣誉旗，称誉其在红军包围中，“危困至五日之久，卒能以寡击众，打退土匪，安全回到黎川，使我们全体剿匪军队的精神为之一振！”[39]是役，红军对敌3个团形成重击，缴获机枪29挺，长短枪1084支，无线电台1架。东方军伤亡700多人，国民党军阵亡458人、受伤810人、旅长葛钟山以下被俘1100余人，[40]洵口死尸横陈，数日后仍“臭气大张”。[41]洵口之役，“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42]不过，红军在是役中损失大批弹药，按中革军委事后保守的总结：“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在这一次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程度。因此，以我们的损失与胜利来比较，那我们所付的代价是过份大了。”[43]

洵口之战的胜利，对红军而言，只不过是接收了一个送上门来的礼物，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东方军北上的目标是“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44]10月7日，在得悉南城国民党军第十四、第九十四师企图增援硝石，硝石敌第二十四师将南援黎川后，决定以钳制部队“立即进攻黎川”，主力则迅速向北挺进，“占据硝石及由北侧击由南城前来之任何敌人纵队”。[45]虽然，这一带国民党军已构筑了野战工事，在兵力上也居优势地位，但中革军委仍然希望以迅速、突然的进攻态势抑制对方的攻击，尽力将战场突进到苏区之外。当然，在此期间，中革军委也强调，各部应遵循下列作战原则：“甲、不应攻击任何工事区域，不应向任何停滞的敌人作正面攻击。乙、东方军之行动，应仅限于侧击行进中之敌之纵队。为达此目的，须有大的运动机动、包围与迂回。”[46]同时，朱德、周恩来也向中革军委建议：“硝石东南为河所阻，恐亦不易强攻，东方军应以一部继续作有力佯攻，催促敌援主力，集结机动消灭援敌。”[47]双方都准备在硝石吸引对方主力打击之。

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彭德怀决定先消灭由硝石南援之敌，尔后乘胜收复黎川。10月8日令红二十师向硝石作有力佯攻；以红三、红五军团及红十九师集结于相埠、乌石地区，待机歼灭援敌。但援敌并未出现，蒋介石判断：“匪西区主力必藏伏在里塔附近，待我军向黎川增援时，其即伺机拊我侧背之狡计甚明，故此时应先严令黎川与硝石各部竭力固守，而我军主力必先设法击溃匪西区之主力，占领里塔官岭前枫林与百花亭一带，构成封锁碉堡线后，再向东进剿其彭匪主力。”[48]所以，国民党军暂时在此按兵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