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第5/6页）

福建省第七区二十四年各县收获稻谷数目及盈亏概况表

从上表看，以盈亏相抵，第七区粮食总体尚略有盈余。当然，1935年是粮食生产偏好年景，该区人口又大幅减少，不一定有足够的代表性。正常状况下，闽西地区粮食略显不足的判断应可成立。

赣南、闽西成为统一苏区区域后，这里的粮食供应从原来并不宽裕的状况转为紧张。尤其军队急剧增加，大批人员涌入，战争及土地关系的不稳定又影响着生产的发展，使得粮食问题愈益凸显。

祸不单行，1932、1933年中央苏区恰逢灾年，加上政治变动及战争的影响，粮食收成很不理想。1932年中央苏区各县粮产量普遍只有正常年份的60%左右（最高的新泉、长胜为76%和75%，最低的兴国、瑞金、万泰、博生都只有50%），[70]1933年虽有增加，但仍未恢复到苏维埃革命前的水平。苏区建立后不久，就出现缺粮问题，部分缺粮严重地区如富田春荒时“甚至吃草”。[71]到1933年春，中央苏区开始严重缺粮，陈云在1934年间谈道：“去年青黄不接时，因为某些地方缺乏粮食与缺乏全盘及时的调剂，再加上奸商富农的抬价及囤积，曾经威胁了我们。”[72]当时，“许多地方发生粮食恐慌（如博生城市与赣县、兴国个别区乡），甚至有因为粮食找不到出路的。在博生县有个群众吃药自尽。在兴国黄塘区因为两升米的问题，一个男子把他的兄嫂活埋了”。[73]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粮食恐慌不仅出现在苏区辖境，国民党控制的赣南区域也有反映，1933年5月，陈济棠曾向蒋介石转呈余汉谋的电报：内称“赣南米荒，因无食而吊颈投河者日有所闻。至金坎、快顺、崇义一带均食泥饼，此泥饼亦售六百一斤，职尝之为香粉饼。现虽已派彭李两团到万安掩护谷船来赣，但以水浅每日只行十里，须月余才能到达”。11月，又报告：“赣南今秋水旱失时，晚稻收获仅及往岁十分之三。”[74]可见这一时期灾害确实是影响赣南地区粮食供应的主要因素。

随着第五次“围剿”开始，苏区区域压缩，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粮食问题更形严重。1934年初已出现“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75]的严峻局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76]3月，赣县米价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77]为节省物资，中央苏区政府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提出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78]由于供给不足，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远远低于定量：“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两（1斤为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79]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又趁火打劫，专门制定规章，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抢割稻禾，要求不能收割时，“亦应设法予以销毁”。[80]福建宁化1934年6月报告，由于国民党军的破坏和抢夺，“全县到现在止共损失边区谷子一千七百余担”。[81]永丰石马被国民党军收去谷子达2076担。[82]

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83]的高度。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1934年2月的粮食突击运动中，“于都预定计划收四万四千担谷子，现在收到百分之十，胜利收谷也只有百分之十三”。[84]于都古田区、黎村区甚至“没有收到一粒谷子”，该县粮食部长明确认为：“于都群众没有谷子。”[85]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时，一些地区为完成任务强行摊派，造成政府与群众间关系紧张，胜利和于都等地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区苏请愿”[86]的严重事件。

粮食出现困难同时，兵员仍在继续增加，不断增加的兵员要求更多的军粮供应。为此，1933至1934年间，中央苏区不得不先后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应该说，苏维埃政权一直在尽可能不过多加重农民负担，1932年，赣西北的江西万载等地苏维埃政权曾向群众借谷，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发现后严加制止，强调：“今后无论何种用费，困难到任何程度，都不得向群众借一斗米或一串或几百钱，尤其是‘预征税收’的国民党工作方式，更不容许应用。”[87]此时，中共的借谷决定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粮食供应本已相当困难，借谷任务除兴国等少数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完成得相当艰难。苏区中央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88]《红色中华》发表文章强调：“目前我们是处在决死的战斗中……如果没有二十四万担粮食，我们的红军不能作战。不能吃饱肚子，就不能维持生活。”[89]在战争条件下，政府对苏区粮食资源的挖掘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大限度。